五、结语
从对于数据的分析出发，可以发现就省一级而言，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同本地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正面相关性。因此，晋升锦标赛这样一种模型，很难准确的描述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从规范层面对此可以做出的解释是，由于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选任体制要求干部需要多地区、多部门的交流任职才能获得晋升，因此，地方领导任期短并且不稳定，很难将其晋升同某一地区任职期间的经济绩效具体关联起来，而是应理解为长期多个台阶层叠积累的结果。这样的制度，决定了当下的地方官员在晋升驱动之下，更主要关注的是“不折腾”而非积极创新的竞争。而从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指出，这一现实现象是从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的常规化转型造成的结果。魅力型统治的背景下，最高领导会将工作绩效同政治忠诚度联系起来，用以决定地方官员的职务调整，因而需要锦标赛体制，中央的绝对权威也保障了锦标赛体制的有效运作。而在形式理性化的法理型统治的背景下，由于中央很难借助于最高领导的魅力和意识形态的权威实施治理，因此会越来越弱化地方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而是依靠更为技术化和程序化的标准来选拔晋升官员，遵循一系列确定的并且易于预期的规则，这也会使得地方官员在晋升方面对中央的依赖有所减弱。在此基础上所要进一步指出的，则是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形式理性化法治会更加强化源于法治的权威而削弱意识形态的权威，从而更抑制那些另类的竞争者的创新，使他们个人魅力的翅膀无法飞出“理性的铁笼”。法治的发展，创造的更多的秩序，也包括更多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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