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晟
编者按 中国官员的晋升制度在许多媒体镜像中长期笼罩着神秘的帷幕，在媒体话语影影绰绰或明或暗指称中，中国官员晋升往往依据“唯GDP”论、“政治派系”论等等。在当前的中国，地方官员间是否存在着清晰的“晋升锦标赛”？增长速度与晋升概率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吗？
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党政首长的职务变动整体情况的考察，通过数据量化分析并未能发现在省级层面存在着以GDP增长速度为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这样的结论似乎有悖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各类官方或是媒体塑造的想象。对于省一级行政区而言，从总体上看，地方的GDP增长速度以及相对表现，对于该地区官员整体的晋升概率不仅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反还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因此，就省级比较而言，难以得出存在着一个“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的晋升锦标赛的结论。来源：文化纵横杂志（微信ID：whzh_21bcr）授权发布
一、“晋升锦标赛”的理论逻辑
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的解释，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称之为“制度密码”。研究者指出，地方官员的晋升同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竞争联系起来，指出官员任期内的经济业绩同晋升存在正面联系，上级官员会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从而激励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追求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05年第1期。]这一基于实证的描述，被命名为“晋升锦标赛”模式。[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概括，非常精炼而又生动的展示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关联，描述了地方官员的行为激励，因而在提出之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
这一理论模型也几乎作为一种“共识”扩展到大众媒体和官方文献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地方官员会展开围绕着GDP增长率及其排名的激烈竞争，也就是公众与媒体所常说的“唯GDP论英雄”，甚至是更具讽刺意义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而官方表述中也对此作出回应。2013年11月4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坚决查处制造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虚报工作业绩的问题。坚决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问题。”2013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详细阐述：
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即使是针对晋升锦标赛的现实批评或是改革建议，也都以对该理论的核心逻辑的认可作为前提，重视地方官员围绕着考核指标展开的竞争，期待通过对于考核指标的重新设定，能够促使“为增长而竞争”能够转型为“为和谐而竞争”。这一思路在中组部印发的通知当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
而正是基于通过转换经济增长之外的考核指标来重构地方晋升锦标赛的思路，法学界也开始从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视角进行考察，将各个地区的法治建设绩效也被纳入视野，地方法治建设的竞争被视为晋升锦标赛的新内容之一。因而也有了“法治GDP”的表述。[ 马怀德：“‘法治GDP’比‘经济GDP’更重要”，载《法制日报》2011年8月31日，第9版。]倡导将法治建设的绩效作为晋升锦标赛的新指标，从而形成“为法治而竞争”。
无论是对这种晋升锦标赛所驱动的地方竞争表示批评还是期待，在此之前，都有必要首先分析这种锦标赛的可能性。在当前的中国，地方官员间是否存在着清晰的“晋升锦标赛”？也就是是否有一种较为明确的基于某些方面的工作绩效考核而进行晋升竞争的机制，是否会在中央确立某种考核标准的激励之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投入更多努力？
二、晋升锦标赛的表现：数据层面的疑问
首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立足于个体的考察，是否能够形成足够有力的解释整体格局的理论模型？第一，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省委书记与省长，虽然在理论上以5年为一个任期，但在实际上任期却并不固定，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任期长的超过12年，而任期短的则只有3个月（排除临时代理、因违纪或重大责任事故免职的情形，只考虑正常调整）。因此，相互之间很难做出任期内经济绩效的比较。第二，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并不集中于固定的党代会或人大会期间，因此时间节点各不相同，即使是截取职务调整的上一个年度，也很难做出横向比较。最后，省部级官员大多经历过异地交流，可能在好几个不同省份工作过，而这一点和任期的不确定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如果某人在A省工作1年得到晋升，而此前在B省工作了5年，数据统计却只能考察A省的经济增长，无法将此前B省的情况包含在内。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这种基于官员个体的实证分析，虽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着自身方法论上的欠缺。
既然从个体出发的实证分析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么，从省级行政区的整体数据出发进行考察，或许就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补充。如果基于经济发展的晋升锦标赛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能够得出的一个猜测是：整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的省份，其党政主要领导获得晋升的概率应该越高。用这样的视角，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体视角所暴露的问题。任期的不确定，虽然会对个体造成比较的困难，却不会影响到集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状况也可以被包容进来。即使考虑到异地交流的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干部在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交流并非单向的，在进出之间大体平衡，某省市的经济增长绩效或许在某一个体身上会被外来的干部“摘桃子”，但从集体而言仍然会使得本省市干部有更多晋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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