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形式理性化的法治逐步建立的背景下，为了理性化算计的方便和对下级官员精细的控制，晋升需要表现出其程序公正的一面，能够更为精确的分解其中的步骤，对当中的每一个小环节进行观察和把握。因此，各个“条条”和“块块”的职位获得了更细致的区分，出现了大量的“隐形阶梯”，看起来是同一级别的职务，但是重要性却并不相同。[ 而这也就回应了为什么前面的数据统计中简化的对“晋升”的定义并不至于干扰后续的分析。如果一名省长从人口规模、GDP总量都较小的省调动到另一个大省担任省长，在现实中都可能理解为晋升而不是平调。但因为锦标赛比较的是相对绩效考核，各省市的基础条件差异是被淡化的，只要相对绩效突出就可以获得晋升。从“小省”调往“大省”，并不等于容易获得更好的相对绩效，也就不容易在锦标赛中胜出。因此，现实中对此作出晋升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是对锦标赛理论的否定，而是更看重积累“隐形阶梯”的重要性。]于是，地方官员向省部级晋升的典型状态，或许是先要成为副省长，再到常委，在常委中从相对次要位置到重要位置，再是小省省长、大省省长、小省书记、大省书记，中间或许还要穿插与“条条”的部委的交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完整的走完这样的历程，但却都是以此模式来规划和算计自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突出某一方面的工作表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尽量多积累“隐形阶梯”。经历过多个位置的历练，在“隐形阶梯”上不断前移自己的顺位，比起在某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获得突出的业绩，更有利于晋升。如果继续以锦标赛模式来加以描述的话，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追求向前出线而是追求不向后掉队的锦标赛。“不折腾”，就是对这种弱化后的锦标赛的最佳描述。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晋升锦标赛看起来是一种经济的逻辑，但背后却不能离开魅力型领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只有最高领导的个人魅力或中央集体的意识形态权威很强大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刺激地方官员积极回应中央发布的任务，投入为晋升而竞争当中。而在这两方面权威弱化的背景下，地方官员的晋升，就更多和隐形阶梯的积累相结合，具有了更多形式上计算的可能性，而不那么借助晋升锦标赛。
因此，否定突出“政绩”的锦标赛，不等于转向了“关系”的视角。“关系”范式看似与“政绩”相对立，事实上却分享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强调集权体制中的中央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保证了可以对应地方官员的职务进行较为容易和自由的调整，区别只在于前者关心“谁是自己人”，后者关心“谁更有能力”。因此，“关系”范式的代表研究，或是关注省委书记、省长与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地缘、学缘与工作交集关联，[ Opper, Sonja and Brehm, Stefan, supra note 14.]或是关注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不同集团（faction），[ Shih, Victor,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supra note 14.]和认为中央会晋升那些锦标赛中的优胜者一样，都强调了中央权威的影响。而本文的分析最后所要指出的是，随着政治的常规化，来自于领袖个人或者意识形态的权威都会淡化，合法性来源转向形式理性的规则，无论从“政绩”还是“关系”都不能够简单的控制官员晋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最初虽然是为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建立起来，但却逐渐会在运作中完成了自我的功能分化，从而赋予自己以独立的生命，并进而形成对社会的全方位支配。[ 马克思预言了科层官僚制的发展就是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的表现，其发展最终会导致权力支配整个社会，将全社会改造成为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而不同于马克思对于异化之后的革命可以实现解放的乐观主义，韦伯更悲观的设想了官僚制稳定之下的“理性的铁笼”。而从历史当中，当看到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魅力型领袖也会感慨“只改变了北京周围几个小地方”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科层官僚制自我组织与发展的力量。]充分发展的科层制较之于其它的组织形式有着明显的优势，正如机械化生产较之于非机械化生产的优势一样。[ Max Weber, supra note 22, p.973.]官员在复杂的科层制阶梯中的晋升虽然仍受制于更高层级的权威，但同时也是整个区域内的组织机构一种群体性合谋的产物，自上而下的力量并不容易那样随心所欲的运作，反倒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有些情形中事实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近来屡屡被曝光的一些年轻干部违规破格提拔的现象。在这些情形中，往往并不一定是要自上而下的选择具体的一个人，而是要自下而上的推出符合条件的某个人。外来介入的“培养”之外，不可忽视官僚群体内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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