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对于各省的书记与省长的职务变动情况进行了统计。数据包括了所有从1977年之后上任（排除了任期从文革中开始的情况）到2013年之前离任（排除了现在仍然任职的情况）的24个省、直辖市[排除了5个自治区，因为自治区的特殊性质使得其行政一把手很有可能为了补充该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代表位置获得晋升，因而和其它省份官员的晋升逻辑不同，不容易体现出晋升锦标赛的作用；也排除了1988年才建省的海南和1997年才建市的重庆。]的182任书记与209任省（市）长（排除了曾经同时兼任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将其只作为书记任职计算），对其任职来源区分为本地晋升、外地（外地包括中央部委和其它省市）晋升、外地平调三种情况，对其任职后去向区分为晋升本地、晋升外地（同样包括中央部委和其它省市）、平调外地、退居二线、其它（指被撤职、免职或在任期内逝世）五种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晋升”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情形中可能对于不同个体有理解。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在统计中所指的晋升是指这样几种情形：1、由省（市）长调任书记，无论调任哪一个省市；2、由不进入政治局的省市书记调任其它省市书记，调任时并未直接进入政治局，但是从此前惯例看该省市的书记将会进入政治局，此后也确实进入了政治局；3、不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市书记直接成为中央领导人。除此之外均视为平调。这样的简化忽略了很多情形，例如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的省长调入发达省份的任省长，可能在实践中被视为晋升，而同样是调中央任部长，省长调任部长与书记调任部长的意义不一样，调任不同部委的意义也不一样。而在平调某一职务之后短时间内即获得晋升，则前一次平调可能本身就包含晋升的意味。后文的分析，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这样并不干扰本文的论断。]在统计了上述24个省市的情况之后，各省市的党政一把手获得晋升的比例可以做出如下对比：
考虑到经济增长对晋升的影响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选择用于比较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是上述24个省市1978-2008的GDP年均增长率。把两方面数据结合起来，得到的对比如下：
基于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对于各省市的经济增速与其党政主要领导的晋升概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是：年均增幅和晋升概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0.153，P值=0.476，散点图则表现为如下状态。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宏观的初步结论：对于省一级行政区而言，从总体上看，地方的GDP增长速度以及相对表现，对于该地区官员整体的晋升概率不仅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反还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因此，就省级比较而言，难以得出存在着一个“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的晋升锦标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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