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当代中国官员的选拔任用体制要求官员的晋升需要经历多个不同任职，并且又需要严格的逐级提拔，同时还往往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间交流，因此，从这样的制度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模型从省一级的数据来看无法得到证明。虽然并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晋升锦标赛的存在逻辑，但至少可以说，这样的理论在省的层级上并非最合理的解释。
从制度层面的分析出发，即使不借助于数据，也可以理解随着职务的晋升，锦标赛的作用会逐渐弱化。在基层地方间竞争时，由于官员的任职经历相对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从某一个方面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而资历却不容易比较出差异，因而获得晋升的因素中会突出锦标赛的作用。但随着职务逐渐向上晋升，经历了多地区多部门的交流之后，其全面的能力就很难用锦标赛体制来加以衡量了。[ 因此，另一个对立于晋升锦标赛的重要理论视角是关注官员的个人禀赋，而个人禀赋中最核心的是“关系”，和最高层领导的政治关系才是决定晋升的最主要因素。关于这一理论视角的开创性研究，See, Opper, Sonja and Brehm, Stefan, 2007,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更细致深入的研究，See, Shih, Victor,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106.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6 (2012).]而且，因为经济总量较低，某个大的工程项目或外来投资所发挥的影响就比较突出，相对来说改变一个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比改变一个省要显得更为容易。因此，即使我们还能够在现实中发现许多“政绩工程”，晋升锦标赛体制还可以对市县级地方政府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到了省一级，和更低层级的差别与断裂也非常明显，很难以此来解释省级官员的行动逻辑。如果要说是锦标赛的话，这或许是一个“马拉松”比赛，不同于低层级的短跑比赛，比的不是表现的积极程度，而是比谁能够坚持下去不掉队。而既然比拼的是如何不掉队，学者却用来解释他们会如何积极表现，这就可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而从官方表述来说，地方官员的晋升要关注的指标也非常之多。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考核，从数据角度要分析“人均地方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此外还需要考察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 《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共中央组织部2006年7月3日印发），第27条]关注的指标多了，必然形成这样一种结果：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在某一数据上有闪光点，但也可能在某一数据上表现较差。因此，这些数据更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获得或是无法获得晋升之后给出的事后解释而非事前原因。而且，还是必须注意“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8。]由于这一基本国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别，并非对地图的几何分解，不能当作同质化构成的简单经济组织来理解。各省市不是都以同样的方式与中央相联系，例如黑龙江或甘肃比起安徽和河北，就自然同石油部或国防部形成了更密切的关系。[ Lynn White III，Chinese Constitutional Currents, 36.1 Modern China, 107 (2010).]因此，中央也必然对于不同省市领导的工作绩效有不同的关注要点，而很少会将其纳入整齐划一数据的锦标赛之中。
四、为什么无法形成晋升锦标赛：理论视角的分析
晋升锦标赛的理论围绕着经济方面的指标提出，而从对于经济绩效与晋升概率之间的数据相关性的分析，却无法有效的支持这一理论。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所得出的判断是，省一级地方官员的晋升很难说是某一方面表现在竞争中胜出的结果，而更多是多类型职务不断积累的产物，地方政府的官员并不会因为追求晋升而特别关注于某些指标的相对比较。因此，在当代中国，至少在省一级层面，晋升锦标赛并不构成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激励。这种判断所依据的不仅仅是数据，更重要的是相应的制度结构与国情背景。由于干部交流制度使得省级领导通常经过多个省市，并且难以充分预测自己在某个省市的任期，而且既需要多岗位锻炼又需要逐级晋升使得他们很难在某一职位上任职太久，结合“条条”与“块块”的复杂关系，再加之中国各个区域之间所存在的显著不平衡特征，这些都使得省级地方官员无法通过某个方面相对于其他人更突出的政绩为自己争取晋升优势。
但是，我们又确实可以在实践中看到地方政府对于某些绩效指标层层加码的追求，明显表现出了锦标赛的逻辑，最明显的莫过于“大跃进”当中各省争相在钢产量或是粮产量方面“放卫星”。而理论视角的分析，则能更好的理解这种事实与逻辑的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跃进”这个时间背景所蕴含的意义。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也是起步阶段，而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要求又十分紧迫，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62-63。]出于高速转型的要求，某些经济指标就变得更为突出，被中央领导人所关注。
更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表现，会从政治层面加以观察，如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就尖锐的指出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并将“反冒进”讽刺为“促退委员会”。[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474-475。]因此，在这样的时期中，地方官员对于中央领导人所关注的经济指标是否重视，是否积极投入地区之间的相对竞争之中，反映的是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工作能力。在这样一个高速的转型时期，因为政治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向何处去的发展方向也并不明晰，“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 毛泽东与胡志明的对话，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页1167。]因此，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就特别看重是否能够成为“接班人”。中央政府在决定地方官员的晋升时，关注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而地方官员在某一方面努力实现并超过中央提出的指标，体现出来的正是其对于中央现行路线的坚定遵循与忠诚，从而表明是能够继承中央的现行路线的接班人。而转型时期的魅力型政治，又使得魅力型的领袖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不借助复杂的中间组织就从最高领袖传递到最基层的公众，从而保证对地方官员强有力的控制。正是这样的背景，决定了锦标赛体制能够发挥其作用。这样的分析，同样也就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地区之间展开的围绕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因为这同样是一个高速的转型时期，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体现的是否迅速的从“阶级斗争为纲”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央新路线，是否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同样是政治忠诚度的反映，而晋升的激励也就与政治忠诚度结合了起来。
而且，在“大跃进”时期，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官员还没有在官僚体制中稳定下来，资历也并未得到多少积累，而由于革命战争的影响，总体上都非常年轻，没有形成年龄梯队。因此，这样一种整体上很年轻的年龄结构，意味着各层级的官员很难在科层制的官僚体制当中顺利的流动和更替。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此前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影响，大批高级官员上上下下，在同一级别上积累了许多人，年龄也是非常接近，资历也是都相当丰富，这也难以使之相互区分。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简化的机制对于官员的晋升与否做出选择的话，在缺乏其它竞争机制的境况下，就很有可能陷入无休止内耗的恶性循环。而在一个尚未稳定下来的高速转型时期，这种内耗就不是简单的办公室政治，而是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破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锦标赛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因为这种筛选机制比较明晰，能够简化信息，让地方官员对于谁更好的表现出了政治忠诚度有一个清晰的比较，因而将自己的精力更多投入到这一公开的竞争而非私下的斗争当中。因此，中央会关心地方政府在锦标赛中的表现，并以晋升来激励地方官员。
但是这样一种急剧的转型时期不会长期持续。转型的意义，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而不是永远处于转型当中“不断革命”。因此，社会将会向更加稳定和常规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常规化时，形式理性化的现代法治被逐渐建立起来，这种统治同过去的魅力型统治相比较，权力的组织形式和层级更加复杂，最高层领导无法直接面向最基层群众传递其魅力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更依赖于规则而非魅力。[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47-249.]在这种法理型统治的科层官僚制当中，官员的晋升会发生这样几方面的变化：第一，科层的复杂化与固定化，意味着晋升要经历的层级更多；第二，规则的细致和严格，使得跨越某一层级的破格晋升更加困难；第三，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服从，从对领袖个人魅力或是集体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忠诚转为对形式理性化规则的遵守。因此，中央在决定哪些地方官员获得晋升时不能像过去一样只依赖于最高领导的个人魅力或中央集体的意识形态权威做出的政治判断，而必须给出能够让下级信服的形式化理由，晋升的规则就需要更加明确，从而向地方官员提供预期，进行理性化的算计，达到规则的条件就可以获得晋升。这样的变化也就大大改变了工作中某一方面绩效的相对竞争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过去体现的是政治忠诚，现在反映的是本职义务，过去是人格化的，现在是非人格化的。[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87。]因此，也就无法再形成过去那样的锦标赛体制，无论其内容是经济增长还是法治建设。在魅力型统治的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比较容易动员治下的地方官员投入到晋升锦标赛之中，可以坚决的表示“不换脑筋就换人”。中央有能力将经济上的放权与政治上的集权结合在一起，利用强大的权威，对地方进行非科层化的控制。[ 周飞舟统计了1957-1964年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职务变动情况，发现1958、1959两年是省级领导调动最为频繁的两年，反映出大跃进的锦标赛当中非科层制的政治运作发挥着重要影响，参见周飞舟，见前注8。虽然这个调动数据和今天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都有中央对地方官员出人意料的破格提拔或是降职处理，而在此之后，除了以纪检或司法手段所处理的明确存在违纪或违法情形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省级地方官员的职务被意外调整。]而在他们之后，法理型的统治使得地方官员无需全力投入晋升锦标赛，而是可以按照形式化的规则稳健行动，“积跬步以至千里”。意识形态方面更多元的填充与更自由的控制，也使得中央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控制地方，只能够通过规则展示出自己手里的“胡萝卜”与“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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