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赵朴称，加拿大重视移民，“我们对移交外国公民是慎重的，包括中国公民。”每一个在加被要求移送出境的人，都享有适用法律抗辩的权利，这意味着一些人会使用所有的法律工具作抗辩。这时候请求方提供最佳的证据与抗辩证据抗衡，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因此，对一些复杂案件，驱逐和移送相关人会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旦签发移送令，加拿大边境服务机构会立刻执行移送，“这些案件享有最高优先权，特别当一些案件涉及到国家安全、有组织犯罪等。”
中国近年也在探索境外追逃的途径，如替代引渡的异地追诉和劝返。黄风称，美国也愿意和重视通过替代措施合作，余振东案就采取了异地追诉的方式，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余振东犯罪的大量材料，同时也对余振东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考虑到在美国可能面临的长期服刑，自愿选择被遣返回国。
境外追赃则更加复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虽有专门的框架性规定，但实际操作还需请求国自己摸索和积累经验。
艾德门兹称，请求方需要证明资产来源非法，并且和流向美国的资产是同一款项，经美国的司法系统认可后才能扣押、没收。这些财物来自不同账户和所有人、流经多个国家，“现在洗钱的空壳公司又很多，证明起来非常困难。一般而言，美国的办案机关在追查这类财物前，手上就有很多证据，但中国的一些案例通常并非如此。”
“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的方式越来越隐秘和高科技，现在主要是通过洗钱的方式，比如签订虚假贸易合同、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利用境外博彩业贷款等，靠一般的银行账户洗钱已经不能满足转移大额资产的需求。”黄风举例，在余振东案和薄熙来案中，一些资产的处理方式就是洗钱。“但中国的反洗钱调查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资产转移取证方面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很难在境外相关的诉讼程序中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这些资产。”
赵朴称，如果当事人很擅长隐藏或者转移资产，难以发现和识别非法财产是现实问题，确实需要关键证据，还经常遇到嫌疑人在加拿大，但财产在其他国家的情况。“我希望我们能与中国权威机关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和合作，因为其中大多的调查需要由中国来做出。”
国际合作的未来空间
在境外追赃上，近期中国或将有重大突破。去年，中国和加拿大已就返还财物和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达成一致，并草签了协定。同时，中国正在探索更多的法律途径
美国洛杉矶核桃市皮埃尔路688号是一座别墅，占地4800平方米，为2002年11月27日由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和妻子王兴耗资86万美元购买。这座别墅住宅居住面积约380平方米，共有五个卧房、五个浴室和三个车库。在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案发后，2011年2月，这幢住宅屋主变更为王兴一人。今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张曙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栋别墅能否追缴回来，成为外界关心的话题。
成为焦点的还有薄熙来被认定用受贿所得赃款购买的位于法国嘎纳松树大道7号的枫丹·圣乔治别墅，法院判决称会对此继续追缴，予以没收，不过一直没有下文。
在境外追赃上，近期中国或将有重大突破。去年，中国和加拿大已就返还财物和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达成一致，并草签了协定。
“加方立场希望保护移民的多样性，但我们也不想被看成是所有罪犯寻找的目的地。加拿大政府也没有任何意愿想要将那些需要被追回的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的财产留在加拿大，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协定能够生效。”赵朴说。
“我们预期双边正式的签字仪式将在近期发生。这是中国就此签订的第一个专门合作协定，中国可将此作为模板总结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这对反腐、中国的国际合作将是一个重大信号。一旦协定公布，我希望这会使得腐败官员在转移资产时有所退缩。”赵朴称，中加两国在不断加强合作，近年来中方经验变得更加丰富，能更好理解加方所需要的充足证据。从2008年起，加方已经遣返了2472名中国人士回国，其中206名是中国通缉的要犯。
赵朴透露，追赃的一个挑战是发现和识别非法财产，这份协定将覆盖所有可识别的财产。作为请求方，需要做大量调查，提供能证明非法资产的关键证据。在返还财产方面，加方希望的是中国法院发出的没收令，使其能据此对该财产实行没收。协定还包括可预计财产的分担，比如说需要扣除被请求方为此进行侦查、起诉等发生的费用。
同时，中国正在探索更多的法律途径。2014年8月29日，“海外追赃第一案”在江西上饶市中级法院开审。检方指控，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骗取基建专项资金9400万元，并将其中的2953万余元转至新加坡。李华波涉嫌贪污犯罪，逃匿一年后不能到案，因此依法提请法院没收其违法所得2953万元并追缴其他涉案财产。
该案得益于2013年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其中专门增设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针对的即是贪污贿赂、恐怖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一年以上不能到案或死亡的情况，检察院可据此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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