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办负责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刘冬对《财经》记者称，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开始准备，7月22日启动，之所以在短期内有突破，可归纳为“以我为主、快速反应、主动出击、情报导捕”的机制。
“以我为主、主动出击”是指派工作组到有关国家、地区开展工作。“过去有案件需要协助，我们给相关国家发出请求，但对方如何处理、轻重缓急我们不知道。现在，以我方为主，带着新鲜的线索追出去，到相关国家去，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追捕。在工作中，我们会根据掌握的动态情报积极引导他们。”刘冬说。
在办案方式上，公安部行动办实行“一人一档、一案一策”。如案件情况紧急，启动绿色通道。一般先由地方汇报其辖区内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案件，公安部第一时间通过相关部门查找嫌疑人踪迹。一旦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逃跑路线，在沿线国家都会部署查缉。
在行动办对案件综合甄别后，则由公安部专项行动办人员和地方办案人员组成行动小组，根据嫌疑人的信息制定追逃策略。与嫌犯所在国警方或移民部门沟通后，即刻派出行动组配合当地执法部门开展工作，移交程序完成后由行动组将嫌犯押解回国。
即便是最后程序的押解，也并非易事。一线办案人员郝言（化名）说，有些国家要求迅速押解，限时24小时完成，必须做好预案并及时应对突发。
境外追逃“突发情况千奇百怪”。近日，另一位办案人员林坤（化名）从南美成功追回一名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在和当地移民局办完交接手续后，正待登机时状况频出。国外一家航空公司以机票超售为由拒绝他们登机，改签下一航班后还是未能成功登机，不得已改签次日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间颇费周折。这位办案人员称，事先方案越具体越好，和当地如何沟通、沿途可能遇到的问题、线路安排都要周密部署，临时更改相当麻烦。
最高检和公安部的专项行动，背后都离不开中央纪委的支持与协调。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后，更多的工作在陆续进行。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包括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及时掌握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情况，加强国际合作、健全法律法规和关口前移等，控制外逃党员和公职人员。
“经济犯罪形势近年来高位运行，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逃现象，而是缓步趋升。”刘冬称。
谁在逃、逃向哪
在《财经》搜集的48名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18人来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14人来自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人员，有15人服务于金融机构且以银行为主。级别最高者是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
据统计，此次公安部缉捕劝返的318名嫌疑人中，被劝返者约47％，约有半数涉嫌合同诈骗、职务侵占、非法集资等犯罪。
在外逃人员中，公众更加关注公职人员即官员的外逃及缉捕情况。目前，最高检还未公布此次专项行动的“战果”。此前的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6月，检察机关从境外缉捕归案职务犯罪嫌疑人28人。
有名可查的最早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是陈新国，他是原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经理。最高检在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称，“值得严重注意的是，不少重大案件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出卖国家经济情报，策划携款潜逃。”其中广东省已有200多名严重的贪污、受贿罪犯作案后外逃，已追捕回80多人。报告称，这类案件在内地也有，如陈新国贪污200多万元后携款潜逃国外。
三年后，最高检的工作报告称，“近年来，贪污贿赂等犯罪分子携款潜逃情况突出，有的犯罪分子备有多国护照，把巨款存到国外境外，犯罪得逞或罪行败露后就外逃。”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原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风对《财经》记者称，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是相当长时期的现象，很难具体划定最早起始年限。在没有签署引渡协议、司法协助条约时，“对这类问题一筹莫展，曾经一度饱受困扰。”
中国逐渐建立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机制是在近30年内。“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陆续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引渡条约等，才获得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手段。”黄风称。
《财经》记者梳理了公开信息可查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外逃个案，共涉及83人。其中，48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金融机构人员），除4人信息缺失严重外，另31人涉及经济犯罪。
分析其中20名有诱因可查的国家工作人员案例，其中15人系因得知被举报、利益相关人被查、被办案部门谈话或调查后外逃，另5人因借款、赌博、炒股无法偿还而外逃。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分析，国家工作人员在逃或“失联”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担心贪腐问题暴露而逃之夭夭；另一种是因违规经商、参与赌博等导致债台高筑，无法还债而脱离工作岗位不知所踪。外逃的途径则有多种，如利用事先准备的假身份证、假护照跑到国（境）外，有人是利用出外访问、考察之机滞留国（境）外不归，有人是请休假期因私出国（境）不归。
目前，中国境外追逃的途径有四：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其中引渡程序最为繁琐、周期长。
在48名国家工作人员案例中，有20人查不到缉拿归国的信息，1人因癌症亡命美国，另外27人被缉捕归国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0年后（含2000年），在2000年前归国的仅有3例。
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签订引渡条约较早，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中国分别从两国引渡的首例职务犯罪嫌疑人，出逃时间都在1998年，但成功引渡各耗时四年和两年，可见国际司法合作的复杂、引渡程序的繁琐。
黄风曾参与40余项中外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等谈判及有关文本的准备，并参与办理一些案件的国际司法合作事务。他称，近年来中央对境外追逃追赃较为重视，反腐力度加强后，对职务犯罪的追逃追赃更是反腐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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