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鹏：有的行业协会本身和政府有关系，会把政府的权力转移一下。不过，我们行业协会没有。多数是通过各类中介组织实现权钱交易的“市场化”。
权力不受约束易导致寻租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基层干部官职不大，为什么还敢“鬼子进村”?
蔡晓鹏：打一个比方，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别看是土皇帝，但有特权。特权基于什么?基于“证明”。你要上中学、结婚、当兵、出去要饭，我不给你开证明，不给你开介绍信，你就什么都干不了。又比如，知青上大学有两个名额，200人争两个，我有最终的推选权。
“证明”就产生了人的经济活动、人身活动对你的依附性。所以，别看我只是个队长，这一亩叁分地，我如果不发话，你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权力就这么来的。
同样的道理，具体到各个部门，我不开“证明”，你们就进不来市场。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哪个部门愿意放弃?人对权力屈从，是因为人的基础需求和自由权必须通过它们批准才可以实现。
中国青年报：你发言里多次提到，一些基层干部拖着不办审批手续，他们都拿什么理由?
蔡晓鹏：“忙”、“没时间”，理由多着呢。投诉了都没用，它说忙，连受理都不受理。不受理是很坏的，受理了才进入法定期限的要求。其实是用拖办方式，逼着人“上供”。
我在北京二环的一家店铺，房租一年60万元，还要装修，装好了以后，店还要有人看着。有关部门要查你环保、卫生、消防，他们不来查，不批准，店就不能开，你害怕呀，天天就坐着喝茶吧，等吧，经济压力太大，一天损失几千元，他们不来，你就有损失。最后一定要托关系，不给钱不办事。
中国青年报：你还提到，2003年至2012年，有关、无关部门会去你的一个果园“白吃白玩白拿”。无关部门凭什么过来?
蔡晓鹏：说要来“看看”，或者是有关部门的人介绍“我有几个朋友来采摘”。你不能说不让吧，来了以后就要免入园费、采摘费，还要准备点礼品。
也有直接开车来的，说我和谁谁是朋友，你打电话问一下。反正绕了一圈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中国青年报：按照你的说法，一些部门来检查没有亮执法证件?
蔡晓鹏：按法律规定你要出示执法证，但没有，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局的，那个局的，哪个研究所的。他们也会留办公电话。
我们打电话给区里面，按规定，这是属地管辖，要来检查得有区里的人陪同。对方说北京市内部有规定，可以这样，文件呢?我们看不见，但说是合法的。
有一次，我们坚持要看执法证，结果得罪人家了，好几个批次都是这样，他检测不合格，外边找几家检测都合格，最后我们要交钱。
中国青年报：有的时候拿走产品抽查，连收条都不打?
蔡晓鹏：有时候说没带。发言稿公布之后，上星期，那一次抽检的时候我在，说有印好的收条，相比以前好一点了。
之前，按口头说每周查一次，每种产品至少要抽10个，我有200种产品，如果同时生产，一次要抽我2000件，成本至少5万元，一年就是240万元。这对我们多品种企业不是一般的负担，就活不来了，我们就关了吧。
中国青年报：你提到，除了给基层干部送钱，有时还要帮办私事。你都办过哪些私事?
蔡晓鹏：小孩上学，会托你弄进好学校，这要花钱;也有让帮忙给小孩找钢琴老师的，要求“又好又便宜”，你把老师找好了，掏钱就完了。人家一开口，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意思。我这算小的，还有老板帮办过出国留学。
一些企业为什么习惯找靠山
中国青年报：企业通常会不会和政府死磕?
蔡晓鹏：一般不会，政府要反制你，找茬儿的办法很多。最近看报道，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的马超群，为什么一个总经理接个水、停个水能收那么多钱?大家敢怒不敢言。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