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催生形式主义
中国青年报：2002年到现在，你对行政审批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蔡晓鹏：要走程序，但我的感受是，多数还是要先去花钱。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你所在的农产品行业，有哪些行政审批是值得商榷的?
蔡晓鹏：比如，现在进入北京的农产品要有无公害认证。从政府管理来说，这是好的，但对生产者而言，这是要花钱的，做个认证要两叁万元。
本来你种的东西可以销售，一旦你要进入“正规”的渠道，比如超市、便利店，就会要求提供资质、流通许可证，没这个证，他们不收，收了也要开增值税发票。
很多农民就一两亩地，他怎么办证?要请吃请喝，要搞水质检测，每个环节都有程序。所以，有时就一个企业挑头，花钱办证，再从农民那儿收，形式主义很严重。这客观上是作假，但规定不现实啊。增值税发票也不是农民或个体户能办下来的。
中国青年报：记得在座谈会上你提到，你的一个果品加工厂，有的前置审批需要准备400多项文件。
蔡晓鹏：另一家大型饮料企业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他们老总说，有的前置审批要400多份文件，每上一个产品就审批一次或多次。
有一项行政审批，现在换了新的部门负责。旧的部门审批时，如果正好缺一个什么东西、哪存在问题，它可以让你改，改完一两星期就可以过了。新的部门审批，有的又提出某项指标不行，就整个产品否定，重新审核。
还有，有的修改，按说很简单，一次性说完就完了，但他分15次讲。我们一次一次地派人去，总共要跑16次，老在折腾，把我们的两个研究生都“跑走”了。
中国青年报：都被提了什么问题，能不能举个例子?
蔡晓鹏：比如，我们引用了国标，它说不要“引用”，要写“参照”，一字一字地改。
中国青年报：还有什么事你认为不合理?
蔡晓鹏：再举个例子，某区食药监部门去一家别的工厂检查，说法人代表没有健康证。这是谁提出的规矩?一个大老板早就和生产脱离了，难道他生病了以后，工厂就不让生产?
有的国家，工厂、餐厅用什么设备、什么人、什么技术，政府不管，就管两条：第一，国家禁止的东西有没有使用，比如不能掺假;第二，有没有造成后果，如果有人食物中毒了，政府干预。
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有关部门发现企业有问题，不是直接开罚单，而是起诉到法院。而我们，一些事基层自由裁定，可罚可不罚，处罚可大可小，这个权力给谁?没有书面清单，权力无限大，我就说你不行、就不让你过，怎么办?给钱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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