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后，先是发在微信朋友圈，设了分组可见，发在政界、商界、学界、红二代等几个组。后来被删了，我就在新浪博客发。
中国青年报：我们看到，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在官网上也转载了发言稿。
蔡晓鹏：我是代表工商联提出的问题。草根资本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石，现在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有钱，而实体经济领域受的制约多，从业者压力大。
公权、私权要平衡，当两者有冲突的时候，如果连工商联这样的社会团体都不能发声，它就是公权的延伸，而不是私权的代表了。中立性没有了，社会就不能稳定、协调。
所以，我提出的问题和工商联的意图是吻合的，他们觉得，我讲了别人想讲而不会表达的话，很高兴。商会领导也看了这个发言，说讲得非常好。
民营经济有受抑制的传统
中国青年报：你从商的经历是怎样的?
蔡晓鹏：不是我想去从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了一家公司，有改革探索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我去做了。90年代又去参加扶贫NGO。这样转下来，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中国青年报：2002年自己办公司的时候，想到会遇到“鬼子进村”的情况吗?
蔡晓鹏：想到过，因为80年代就有。当时北京发生一起海南汽车走私案件，我们公司买了两辆，但统计的时候，被统计成2000辆。企业账户被冻结，工商也不给办年检。我说，买车卖车，账面上有来有往，都很好查。但工商就不给你查，说没时间调查。
最后，工商局说要派4个人调查，从上海开始，然后到杭州、厦门、广州、深圳、珠海，最后再到海南。这就是旅游。我们专门派了两个人伺候他们，住高级宾馆，吃喝玩乐，还给钱，两个星期花了10万元。
其实他们都清楚，这是工作失误，只要看一眼统计就知道了。那时候，企业少，它就是要吃你、喝你。
中国青年报：上世纪80年代你被干部吃拿卡要过吗?如果有，他们都要些什么?
蔡晓鹏：要什么的都有，那时候还不是要钱，以要东西、请客送礼为主。我们企业送过的，有电视机、电冰箱、工艺品、字画、音响，还有吃的喝的。
一次，我们有一家涉外公寓开业，省市区的领导一定要请到，结果有个环保部门忘记通知了。环保部门后来有人爬到我们供热锅炉的烟囱顶上，说你们烟囱帽里面有烟尘，黑的，不行，要罚款几十万元。最后指明我们赔礼道歉，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单请好几桌。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
蔡晓鹏：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长期受政府的抑制。那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工商、公安、税务，工商办一个证照就特别困难，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期不允许有私营企业，企业想挂靠主管单位很难，要有关系，当时还有“株连”，你出了事情，要有债务，爹妈上级要替你连带，没有好处谁给你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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