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东盟友发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与奥巴马的信誉没多大关系，而是更关乎利益方面的根本分歧。华盛顿最关注的，是在不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前提下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沙特和以色列认为伊朗会与它们争夺地区影响力或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它们对美国愿与这样一个国家举行谈判感到愤怒。
不少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海湾国家，是从教派的角度看待叙利亚战争的，它们希望打败什叶派的伊朗。然而，这场冲突的教派性质正是美国不愿卷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亚洲，奥巴马政府正在扩大美国的军事存在，它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签署了协议，使得美国能够更多地使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与日本深化了合作。有人认为，中国最近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奥巴马逼得太狠，而不是因为认为他软弱可欺。
欧洲是美国大幅缩减军事部署的地区之一。然而，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不是在削减自身的防务预算，要求美国扩大在欧军事存在的主张就更容易站住脚。此外，有人认为俄罗斯敢于吞并克里米亚是因为美国减少了在德国西部的驻军，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小布什任内的白宫官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表示：“我们应该发愁的不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增加北约驻军，而是此事是否会引起俄罗斯民众的不满，进而被普京所利用。”
华盛顿上演的怒气冲冲的辩论有时忽视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即“其他国家崛起”导致的相对实力的根本转变——这些新生代的大国正在提出自身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说，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危机只是一个更多极化的世界能够带来的残酷现实的早期例子。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似乎找到了新的办法来逐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它们以一种远不能成为开战借口的方式在南海或克里米亚推进领土主张。美国人总是在谈论总统要有果断的领导力，但他们很少谈到美国需要新的战略来应对上述那种挑战。
曾任奥巴马政府官员、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的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着重指出了这一已经发生改变的外交政策图景。他说：“考虑到国际政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美国有必要改变做法，但我们仍然很难直面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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