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大广场和小社会
外面来的游客将天安门广场看作是庄严的政治中心，但在这块44万平方米的广场上有着一个微型的社会，这个广场养活着一群人。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2013年的收入中除了来自于财政拨款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外，还有标明为其他收入的50万元。
广场上合法照相摊和售货车，都属于管委会的下属企业。
天安门城楼开放后，广场上的游客越来越多，要求与天安门合影的人也越来越多。广场上一共有8个快相摊位，这些摊位由不同的国营照相馆经营，每个摊位上有20-30个摄影师。
8个快相摊位将整个广场大致分为8个区域，快相师傅都穿着印着自己摊位名称的摄影马甲。
几百个没有具体摊位的快相师傅也在广场上活动，被合法师傅们称为“照黑相的”，他们穿着跟正规师傅类似的马甲，马甲上的单位名称多加一笔或者减少一笔，“夫安门照相”对粗心的游客可以以假乱真。他们不论地盘，有钱就赚，但也要躲着警察和城管走。
每天早上7点多，看完升旗的人们正在散去，那是快相师傅赚钱的一个小高峰。白天，他们在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梭招揽生意，等到降旗之后，再抢几单生意，他们一天的工作就宣告结束。
空旷的广场直接置于太阳的直射下，午后，广场的灯杆底下，快相师傅们都沿着灯杆形成的一长条影子排开而坐。
快相师傅张彬在广场上干了7年，脸上因常年暴晒而成了古铜色。他每天骑自行车从位于北京西南边的租住地来到广场，一天工作之后他显得疲惫。一张快相10元，张彬每天上交一定的“份钱”给摊位，每月大概能赚上4000到5000元，他用在广场上赚的钱在老家盖了房，结了婚。
他面临着和报纸业差不多的困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有的人还带着微单甚至单反，找快相师傅照相的人越来越少，他也抱怨现在的钱太“毛”了，不禁花。“以前感觉挣得挺多，现在10块钱都不算啥了。”
花坛护工杨利佳和另外三个伙伴负责广场上两块花坛的浇水维护工作，他们都受聘于北京花木集团。他主要的工作是看住游人不越过跨栏到花坛里面照相，因此他常会和快相师傅发生矛盾。“他们为了招揽生意就鼓动游客进到花坛里拍照，我们就不愿意，有时候就争起来，吵几句。”杨利佳说。
说完这话，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蹲在花坛前，胸前抱着一个布包，她一直小声地叫着杨利佳，“孩儿啊，你帮我在那转转，一会我给你一根冰棒。”
这是一个无照卖冰棍的小贩——看见警察后把冰棍藏在了花坛里，如果杨利佳在花坛多待一会儿，警察就不会过去查看花坛。
杨利佳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按着要求走了两圈等着警察走过，他也没有接过对方递来的冰棒。
“这些卖小货儿的经常往花坛里藏东西，我们发现了一般都会拿出来交给警察。”杨利佳说这话时一脸严肃，不过另一种规则是，他也知道小贩们的不易，不忍拒绝他们的请托。
年过六十的王忠友在广场上捡瓶子，他记不清自己来到广场多少年了。每天清晨他来到广场，熟悉的安检员会让他不用过机安检赶紧开工。王忠友一天能捡上千个瓶子，晚上把瓶子送到广场西南边的废品站卖掉。
“广场上收瓶子的得有个五六百号人，各捡各的。”王忠友说自己每个月买瓶子能赚两三千元。广场是个太平的地方，不会因为瓶子打起来，也不会有人为捡瓶子的区域争勇斗狠。
有时候捡瓶子的老人会和游客起争执，有次一位老汉训了游客带的孩子，因为孩子把瓶子扔向自己，游客护着孩子对老汉不依不饶，就近的警察过去处理纠纷，老汉怕官，赶紧坐进广场的角落里，念叨着自己的不平。
拜庞大的人流量所赐，好多小商贩的生意都还不错。广场东北方向地下通道里卖小国旗的一位小贩已经在广场上卖了十几年，他夏天卖小旗，冬天卖帽子，供着自己的孩子在日本留学。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给在广场上有单位的商贩和照相师傅发了红袖箍，上面写着“综治委”，他们的职责之一是协助警察、城管、交警等执法人员维护广场秩序。
张彬最近遇到一个准备在广场上割腕自杀的人，他和其他师傅赶紧告诉了周边站岗的警察。“一般拉条幅的我们都去管管，那种有太过激行为的人，我们一般看见了就找警察。”
不同的人群在广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存活之道。他们都选择和制定规则、维持秩序的主事者保持着客气与服从的状态，他们也愿意给警察或者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一些线索和帮助，以免自己被清理出场。
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在西方的语境中，广场指城市中广阔、平坦的空间，它的重要作用是聚集群众，广场甚至成为沟通联络各个社会阶层的场所。
20世纪初，就有关于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的记录。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者在天安门前种植白丁香、黄刺玫，缩小了的广场更容易管理，以免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聚集。
1949年后，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在不断的改建过程中扩大。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指示：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1952年，拆除了长安东门、长安西门和中华门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这样的布局留出了宽阔的集会场地；1958年，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建。
它成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此后，这个庞然大物停止了扩张，除了毛泽东纪念堂，大型永久性建筑不再出现。
1976年的“四五运动”还有一个“Tian'AN Men 事件”的别名。
当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人们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缅怀活动。尽管“四人帮”不许群众开追悼会悼念，但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不断被群众摆满花圈。
“每天都是上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那时人们穿的衣服也大都是灰色、蓝色或是军绿色，打眼一看，广场上就是这几种色调构成的人海。”曾经的参与者王文澜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他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这些照片后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人群酝酿在清明节发起更大的悼念活动。4月5日那天清早，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被清空，宣传车广播着清场的通知。但当天的天安门广场人群越聚越多，人们还喊着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几个月后，才由《北京日报》宣布平反，这次事件被定性为一次革命行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每年更换一次。一般是在8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国庆前换上新的。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相框，总重量达1.5吨。9月27日，在工作人员确认画像下的4颗螺钉固定无误后，最新一幅毛泽东画像在当天凌晨一点钟更换完毕。
天安门广场上不单单出现毛泽东的画像。据新时社网的报道，“1986年，当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在国庆设置花坛那一年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像每年此时都会亮相其中，形成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遥相呼应的格局。”
其他不少政治人物的肖像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画像人物包括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
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庆典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著名人物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达到了巅峰。
1989年，中共中央对节日礼仪活动进行改革，广场上不再竖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画像。
这种中国政治中心的定位在当时也有争议，以梁思成为代表等几代建筑家在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规划中提议保护古建筑，也有人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向文化型广场转型。
在国家大剧院的工程启动后，与位于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遥相呼应，他们提议将更多具有功能性的文化建筑布局在广场周围，但随着公安部新大楼拔地而起，提醒了大家天安门仍然是一个部委环绕的政治中枢。
本刊记者 高诗朦 实习生 王梦遥 实习生张晓强、谭畅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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