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促管理方式转型
面对奇葩文件曝光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是怎么应对的呢？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以上文件涉嫌违规、违法的，经群众举报、媒体曝光后，均得到较快纠正和弥补。如湖北媒体曝出汉川用红头文件帮“小糊涂仙”酒搞促销后，文件当天即被废止，有关领导被责令检讨，当地还集中清理了两年内的红头文件。
但对绝大多数奇葩文件的决策者是否开启问责程序，至今仍鲜见报道。
对奇葩文件带来的危害，专家感慨颇深。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闫尔宝分析，有的文件在法律规定外，给公民设定了权利和义务，或加前置条件，内容违反上位法，属于权力越界。
“很多地方是黑头（法律）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笔头（领导批示）。”四川省社科院一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与政府官微失误、官员说话不当相比，文件更正式，引起质疑的频率本应更低。却屡出低级问题，表明“官本位”和“权大于法”的思想，在不少人身上仍根深蒂固，行政管理方式亦亟待转型。
近来，官方为解决红头文件内容的乱象做出许多努力。李克强多次强调，“法无授权不可为”，被认为指明了在依法治国前提下，权利与权力的合法边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今年新修的《行政诉讼法》草案，还确立了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
“我们这里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早经过了备案审查，但去函、通知等其他公文往往除外，而这些都属红头文件范畴。大到决策，小到标点，不出瑕疵难度较大。”西部某县纪委办公室主任陆敏认为，要减少奇葩文件，除了以上措施，还可建立发文责任追究制，实行总量控制，“关后门，堵前门”。
前不久，有人建议成立网上“红头文件数据库”方便监督，陆敏很赞同，但“冒了汗”。他说，那条评论下有几千的点赞数，他感受到了公众对党政机关工作的期待。
毋庸讳言，在行政管理中融入法治观念，减少文件低级失误，已到了十分紧迫的地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4月，媒体报道湖南双峰发红头文件，“请求”市政法委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之一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
文_本刊记者李天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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