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他挺有幽默感。
S：而且直言不讳。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避讳，“我是农家子弟”。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他说“有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
P：当时这句话意指什么？
S：他认为有人说得多，而在真正动手去推动一个国家实施改革这件事上，做得太少。我认为，当时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职能部门在周而复始地强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行之甚少。他批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认为那些被事实证明无效的实践必须被抛弃，必须做出改变。那是在1975年，中国人口大约9亿，而现在，你们超过了13亿。
P：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考虑改革。
S：他正在考虑，但不久就被批斗，再一次下台了。（我听说）他被批斗的罪名里有一顿饭吃16道菜，总动用私人飞机诸如此类。有人说他下台后被软禁在一间小屋，也有人说他被流放到猪圈。1977年，他回来了，在华国锋政府担任第一副总理。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1978年底，我随德国科技部部长带领的16位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1978年，他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动作。记者团与他聊了近两个小时。他再次谈到向国外学习，并且告诉我们，到2010年，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不再被落后束缚住手脚。
我们问他，中国为世界和平将会作何贡献？他张开嘴，用手指了指。“我们还是个弱国”，“我们还只能用嘴说而已”。
我们接着问他，如果你的改革计划顺利推进，未来中国将是何面貌？他的回答是：让我们再等一二十年，谁知到时候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
P：你认为他说的“系统”具体是指什么？
S：我认为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中国今天在走的路。
那一次，我们一行记者有机会随德国驻华大使一同游历中国人迹罕至的地区。我们去了敦煌，一路向南，到了昆明，我们在中越交界的边境线上行驶，那是在1978年12月，而1979年2月，中越开战，也就是说，当时我们途经之处，中方军队很有可能正在集结，而我们毫不知情。
P：你对邓小平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有什么看法？
S：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同时充满智慧。例如，在钓鱼岛争端面前，他奉行搁置论，把问题先藏到毯子下面去，分歧和冲突在未来自有解决之道。在这一点上，他和日本当时的首相福田赳夫立场一致。1979年，邓小平在日本拜会了刚刚下野的福田赳夫，人们问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P：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呢？
S：他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有活力，感叹自己老了，快要去见卡尔·马克思了。那是在1979年，我们发现改革已经拉开序幕。
几次中国之行后，我写了一本书，《中国牌》（DieChinesischeKarte）。这一手牌，你们今天还在打。现在回头想想，我认为邓小平说等一二十年看改革的成果，是明智的。2000年前，你们在稳步上升，一过了2000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已经不容小视，你们突然踏上了世界舞台。而且，我们（欧洲）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反应过来，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P：在你与他近距离交谈并深入观察之后，是否认为他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政治人物？
S：他很有魅力，但显然他的对手不这么认为。他不是光坐在那儿，看着事情进行，他知道如何促成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他知道怎样取得权力，并持续掌握权力。
我认为，邓小平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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