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德国《时代周报》出版人Theo Sommer：邓小平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
Theo Sommer，德国《时代周报》出版人，国际关系专家。1975年随德国总理施密特首次出访中国，在5次中国之行中，3次与邓小平长谈。作品有《中国牌》、《施密特传》等
我认为，邓小平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他把中国从中世纪里拖了出来。
文|衷声 编辑|赵立图|Jessica Broscheit
这个画面里的人和事都上了些年纪。68岁的《时代周报》（DIEZEIT）办公室里，84岁的TheoSommer先生正对我们回忆历史，黄昏整点的连绵钟声荡进谈话之间。钟声来自一路之隔的汉堡圣雅各教堂，它759岁了。
TheoSommer冲我们眨眨眼睛，用相对论打破了这种“中国记者拜访德国耄耋老者”的怀旧气氛：“我是这栋大楼里最古老的物件”，他又指指天花板，“可我们还有楼上的施密特先生，9月份，他就96岁了。”
他说的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两人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在德国广为人知，上世纪70年代，施密特担任西德国防部长期间，TheoSommer任国防部第一顾问，他也是德文版《施密特传》的作者。今天，同为《时代周报》联合发行人的施密特，每周来报社两三天，两人讨论报纸内容，施密特“会用黄色笔标出喜欢或不喜欢的段落”。诞生于二战后的《时代周报》，文风优雅，崇尚思辨，主力读者群为德国精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德国，TheoSommer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媒体人，更因亲涉政坛（1970年曾被邀出任德国联邦政府国务秘书，后拒绝），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国际关系专家。
TheoSommer与中国的交往来自施密特。1971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施密特敦促总理维利·勃兰特与中国建交。施密特担任总理后，于1975年首次访华，并在之后30年内十余次访问中国。TheoSommer曾随施密特首次访华，并在之后的中国之行中与邓小平有过3次长谈。
现在，TheoSommer在腿上摊开一张布满字迹的纸片，上面浓缩了他对邓小平和中国的个人记忆。显然，与看清今日中国相比，回忆40年前的历史对他来说更容易一些。
回忆从1975年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开始。“施密特和邓小平都是大烟鬼（heavysmoker）”—施密特是德国唯一一个被默许在任何地方（包括室内与电视直播间）抽烟的人—“施密特用打火机点了一支烟，邓小平立刻说，这是先进的东西，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很落后，但我们会向国外学习。”他评价邓小平是“一个把中国从中世纪里拖出来的实用主义者”，“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时间的耐心，“1978年，当我们问他，如果他的改革计划在中国顺利推行，未来中国将是何面貌？他说，让我们再等一二十年评价改革不迟。放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等待仍然适用”。
正如TheoSommer主掌的DIEZEIT报纸之名（Zeit在德语中意为“时间”），经历了二战、冷战、东西对峙、亚洲崛起，今天的TheoSommer表示，“仍然看不懂这个新世界”，因为“从未经历过，地球上这么多地方在同一时间内战火交加，危机四伏”。他选择信任时间，对世界抱持耐心。
人物PORTRAIT＝P
TheoSommer＝S
“中国突然踏上了世界舞台。欧洲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反应过来，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P：听说你目前还在《时代周报》网络版撰写专栏，名字叫“8点差5分”。它是什么意思？你都写什么话题？
S：这是一个评论国际时事的专栏。每周二早晨8点差5分上线，你会看到，9点钟时，会有两三百条网友的评论。
比如我最近写了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写了乌克兰危机，我也关心中国在南海的动作。今天刚写完一篇，话题关于北约增加军费的最新决定。北约成员国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各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将提高至2%。这毫无道理，如果美国声称它使用了北约50%的军费是因为处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可现在它用了75%，它抱怨我们，但这并不是欧洲的责任，而是因为美国让自己卷入了各种愚蠢的战争，这是我的观点，让75%这个数字降下来。
P：我感兴趣的是，经历了二战、冷战等等之后，今天，这个新世界，什么样的话题能让你提得起兴趣？
S：要知道，理解这个新世界并不容易，我在试图分析它，试图拎出未来的主流趋势，未来的前景，以及也许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世界了。在我近50年的记者生涯里，我不认为自己经历过地球上这么多地方在同一时间内战火交加、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有巴以冲突，有“阿拉伯之春”—现在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有乌克兰问题—一个内战与欧洲俄罗斯对抗的混合体，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中国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
你看，问题多多，我真替奥巴马总统捏把汗，他能不能想出一个万全的策略来搞定所有事。
P：与之前几十年相比，你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变好一些了吗？
S：对一些人来说变糟了，对一些人来说变好了。
对那些坏运气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他们不幸身处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了的国家。坏运气的人太多了，比如非洲、亚洲、南美。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当我们有这么多人生活在繁荣和相对和平的世界，而与此同时，又有那么多人似乎还生活在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事务无人监管，人们互相残杀。
但对中国的四五亿中年人来说，这是个好时候，他们步入盛年，忽然发现自己身处繁荣、现代的世界。对3亿印度人也是，另外还有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数目巨大的人群。
P：中国的繁荣离不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你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曾5次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有过3次长谈。你第一次见到他，对他有什么印象？
S：1975年，我随德国总理施密特第一次访问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时候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我们第二次去中国，他下台了。第三次去，他又回到权力核心主政。牛棚里的经历显然没有击垮他。他是个小个子，精力充沛。毫不忌讳地使用痰盂，并且百发百中。
我们会面的时间很充裕。第一次长谈时，邓小平首先对我们预测，俄罗斯和西方阵营之间将有一场战争，施密特以北约作为回应，表示我们有足以自卫的能力，邓小平则说，若你们考虑与俄罗斯对话与合作，无异于慢性自杀，战争不可避免，两败俱伤；另外，他没把美国放在眼里，他说美国是“一只跛足老虎”，“你们欧洲人别指望美国”。
这时候施密特用打火机点了根烟—你知道他烟瘾很重—邓小平在这时换了个话题，“这是先进的东西，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很落后，但我们会向国外学习”。我认为那段时间，正是他下定决心，对中国实施改革的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点很特别，他反复提到他的名言：向国外学习。
扫一扫，关注新时社网《北京观察》公众号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