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重新起步。自1977年起停招了多年的高等法学专业开始重新招生，承担起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重任。
此外，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即对民主的强调与重视。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始终是把民主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因于历史的欠帐太多，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操作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日后争议颇多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八三严打）。”
二、从以法办事到依法治国
法律的创设、制度的增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现象，这一问题引发了民众、理论界和执政党领导人和对法制建设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对治国方略的思考。知识界率先开始了对“法治”与“法制”词义的辨析。1990年代以前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实务界说起法律问题使用的都是“法制”一词。随着有法不依问题的一再重复出现，知识界开始注意到“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异同，经过探讨，最终形成了如下的共识：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则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法制在价值取向上是中性的，而法治的价值取向极为明白，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法治的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另一方面这种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守。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正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力图实现治国方略的根本转换。“法治”由此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深广意涵，中国法治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再次提速，并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有了制度创新的意义。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对“八二宪法”进行修改，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大批用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二，不再单纯地满足国内的需要，还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法制统一原则、非歧视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客观上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入世的承诺，中国制定、修改或者废止了数百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第三，突出保护人权。2004年，全国人大再次修改宪法，将保护人权正式写入宪法。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更为扎实的法制保障。
行政执法不断强化。各级政府出于快速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推行法制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矿，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家等响亮的口号纷纷出台，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越发突出，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政府积攒起了足够的能量。
司法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流动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类案件急剧增多，据统计1978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2万余件，2010年已超过一千万件，翻了20翻。收案范围也由原来的民、刑事案件，扩展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五大类，还有涉外和涉港澳台的案件，司法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对从业人员入门门槛的提高，使接受过正规法学院教育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了各级司法机关从业人员的主体，司法从业人员完成了替换，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开始渐露端倪。
法学教育高歌猛进。由于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法学人才，加之市场经济也为法律人带来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报酬，于是进入90年代后法学专业开始从冷门专业变成为热门专业，一大批高等院校加入进了开办法学专业的行列。
就价值层面而言，权利观念的兴起最值得我们重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此外，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变中国民众法律意识淡漠、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形成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秩序，国家开展了五年为周期的“普法”活动。这场波及亿万民众的普法活动不仅使民众的法律知识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也启迪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伴随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自下而上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权利观念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并将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构。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