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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习王联手推反腐大业 王岐山成口碑最佳纪委书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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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与习近平、胡石英在聚会中。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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