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的法袍
6月底，张伟将领到的最后一张工资条晒到微博上，5555.8元，自己调侃“还挺顺”。上千网友转发，包括大V。有人转发时解读为北京法官嫌工资低离职。
“懒得去解释。”当事人称没想到大家“炒”这件事。39岁的北京土著，有车有房，父母有丰厚退休金，生活没太大负担。
虽然一再强调挣钱真没那么重要，甚至在公众场合提及“钱”的时候都会压低声音、含混过去，但回忆中的遗憾事也与收入有关。那是去年春节，他跟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不够满足孩子去海南玩一趟的心愿。工作努力，年年评先进、评优秀，到头来收入尴尬，这位父亲自尊受挫。
他周围的年轻法官们，更为生计所迫。一名北京名校法学院硕士，买不起商品房又排不上两限房，同爱人住单位宿舍，每天从上地赶到顺义上班。甚至有人调侃基层法官、书记员都不用买钱包，反正没钱可装。“北京的基层法官很敬业的，司法改革如果能做到让这些人得到应该得到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张伟曾期待在努力与回报间寻得平衡，如果法官算专业技术岗，按年限、考核标准去定职级、晋升，他们也不必眼巴巴地望着难以企及的正科、副处。但据《201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5年市高级法院开展了6次法官遴选工作，仅有83名优秀法官从基层法院遴选到市高、中级法院任职。
出离体制前，他还动过调动的念头，起码16年工龄没白费——却被告知没相关途径。知情人透露，部分法院内部有条不成文规定，即不准调动，要么辞职，要么留下。
这种不平衡感无处宣泄。“不可能没有怨，因为我的理想被毁了，但似乎跟每个人都没关系。制度是无形的，我又能去怨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将他们逼上街头，砸碎自己的铁饭碗。”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对骨干法官们的流失表示相当惋惜。他与张伟在网上认识，两人调侃、逗贫，也探讨法律事务，交情不错。
很久以前，易律师就隐约感觉到张伟有离开法院的意念，后者的离职，在易律师的法官、检察官朋友圈里，已经不是第一例。但他感慨，如今动摇的多是被单位重用的骨干，有的甚至已经是处长、副处级别。一个标志便是，这些人之前从未流露出转行的情绪，但近来见面会以开玩笑的形式打听律师行情，还有人沉默观望。
易律师呼吁，制度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基层及实际情况，让真正“做事的人”享受到司法改革的红利，激发他们的活力。保持法官、检察官的队伍稳定，也是为了保证司法质量。
张伟是等不到红利了。利用这段时间，张伟开车到农村，同曾经打过交道、关系不错的村干部、民调主任告别。对方很惊讶：“公务员多好的工作，怎么说辞就辞了？”
几天前，“瓷器”的副庭长劝他再考虑考虑，新一轮司法改革路径日益明晰，法官的状况会有改观。
至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纲要》里提及了问题：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也提出对策，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将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法官员额制；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
张伟态度消极，“39岁，我等不了。我16年里没有达到在这个职业里应该达到的职级、收入与尊严。司法改革几次阵痛后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如果这是5年、10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都快50岁了。一辈子都在改革中度过，我会觉得太悲剧了，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手机 中还存有两张旧合影。第一张是同一庭室的5个人。都已先后离开法院，有3人是今年离开的，其中包括他自己；另一张摄于五六年前，10个人的庭基层组织，至今提拔两人，一人退休，一人退居二线，剩下的6人都走了。绝大部分转型做律师或公司法务。张伟准备选择前者，收入应该会翻数倍，但他几次叹气：“我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通过这次转型来实现了。”
他现在的微博名叫“时间的灰烬”；注册邮箱是“时间的印迹”。7月15日，法袍上交，16年就此封存。
“这既是我抛弃了过去，也是所有的努力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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