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是棒球爱好者。
倾斜的天平
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张伟曾走进中国照相馆，以“留念一段过去的岁月”。这是一家老字号。摄影师前面端坐的，是一名面貌清爽、举止谦和的男青年，鼻梁上架着黑色半框眼镜，身上捂着浓黑色法袍，红色领口上钉有五粒金色纽扣。细看，纽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图案。
付出与所得的失衡，也在考量着系统内每一个体。法官的人生天平，说不清何时开始倾斜了。
刚入行时，张伟特别崇拜庭室一名前辈。老同志“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每天抽最便宜的烟，从不受当事人吃喝邀请，两袖清风、生活简单、爱好很多，“办完案就顾自己玩”。
年轻人曾从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自我感觉最好的，是2003年前后至2007年前的时光，《法官法》通过了，身边的法官也颁发了等级证书，法官对职业前景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但紧接着，公务员法就颁布了。哗，整个倒车就开始了。法官成为体制内的一个工具，再想找独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很难找得到了。这些年，倒车开得太厉害了。”
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体系。这一规定曾在法学界引起很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指出，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忽视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和社会公众对法官、检察官不同于其他人员的期望。更有专家直言，此举将给行政干预司法留下隐患。
而在基层法院——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层面，法庭日益成为群众解决所有纠纷的单一渠道，承受相当大的工作压力下，执法者还要面临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如张伟一样的基层法官，大多有过被“信访不信法”的群众搞得疲惫不堪的经历。当事人拨打一个政府热线投诉，法官就要抽时间向其征询意见，化解矛盾。为解决案件纠纷，北京市高院2010年推出递进式化解方式。申诉案件先转回基层法院筛查化解，反复处理，力争让当事人息诉。张伟直言，作为基层法官，对这种程序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做，“这是一个正常程序加了一个非正常的递进式。我判了当事人输，他能对我满意吗？”
一名去年辞职读博的基层法官也有相似体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阐述称：“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
还有“坏人”利用制度缺陷及维稳需求，来达到自己诉求，比如，明明没有继承权的当事人，通过四处闹，迫使法院最终把房屋判给他。
向庭长解释离职时，张伟也有些小牢骚：“我发现工作被兑水了。”兑水，指的是在法定审判职责之外，基层法官还要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当然也包括参与维稳，跟当事人化解矛盾。
关于论文、外宣及上报案例数量，据了解，每个法院都有一系列指标，然后量化到庭室，再具体到个人。比如张伟，今年上半年要完成一篇论文、一个案例。诸如他这样的法官岗，也有宣传任务，需要上电视、广播做节目，给报纸供稿。年底考核时会有加分，而化解涉诉信访，只有扣分。
后来，他悟出来了：指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只会让一个单位在数据上好看，说白了，是考核领导的。
刚参加工作时，当年被评为全院标兵、全市先进的法官，一年结案100件。效率之高已经让同事们觉得不可思议，年结案四五十件在当时比较正常。而去年获评先进时，张伟全年审理案件256件，仅剩3件没结案，“但真累得够呛”。而今年上半年的受案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
互相作证的是，前几年，他手里的未结案一般不超过10个，去年不超过30个，到今年上半年，一下子超过100个，“我觉得自己数不过来了。”办公系统列出了全庭室的案件分配，每名法官审理任务都不轻松。有年轻法官为开庭，甚至中午饭都来不及吃。
他晚上会被案件有瑕疵的梦惊醒。然后早上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翻卷。偶尔在家加班，儿子伏案写作业，父亲在旁边写判决。
去年年底，这名棒球爱好者的一个队友在其眼前猝死，这事深深触动了他：长期在重压工作环境下，健康出问题了家人怎么办？
答案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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