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封面
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杂院一隅，恩师李诚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地写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赋闲”的李诚，打算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究其本意，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多年潜心书斋、不为外界风云变化而动容的李先生，讲到慷慨处，引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多年后，李克强在一篇追念师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时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尽之时，悄然离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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