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5月10日讯 今日南华早报中文刊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雷希颖的文章《反恐：中国必须正视的四大现实》。文章称中国反恐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等四大现实问题。文章摘录如下：
继3.01昆明火车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 4月30日和5月7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与广州火车站再度先后针对无辜百姓的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两次袭击中，恐怖分子都延续了昆明3.01事件中使用砍刀大肆砍杀无辜群众的残忍手段，其中乌鲁木齐袭击中，恐怖分子还丧心病狂的在人口密集处引爆土制炸弹，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其后果之惨痛，让人扼腕;其影响之恶劣，使人愤慨!
不仅如此，乌鲁木齐袭击中，恐怖分子还故意选择了习近平主席在新疆考察调研，以及几名流亡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因分裂主义言论而遭到逮捕的伊斯兰学者伊力哈木”的文章的“敏感时间点”作为作案时机，不可谓不是“处心积虑”：他们在此时机作案，不仅更能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还更能够被其支持者、赞助者捧奉为“挑战中央政权”的“英雄”，进而获得更多的“美誉”、赞助和支持。仅从时机的选择和把握上看，本次恐怖袭击就非单纯的中国本土恐怖分子所能预谋和组织的，国际恐怖势力的影子若隐若现。
面对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民众必须正视“恐怖主义”的威胁，认清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四大现实：
一、与世界“接轨”，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时期
”9.11“后，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开打，恐怖分子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可以通过“不平衡的威慑”来改变世界的格局和影响世界的发展。这一“发现”不仅极大的振奋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神经，还鼓励了更多激进的穆斯林加入恐怖分子的队伍。此外，由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所犯下的暴行，也迫使许多穆斯林改变了温和保守的态度，选择以极端手段来对抗“外国入侵”，以及为亲友报仇。与此同时，因为受到两场战争的影响，恐怖组织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它们纷纷选择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转移和扩张，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越来越多的区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
如果说9.11是世界恐怖主义活动走向高发的转折，那么08年3.14事件后，中国也开始进入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时期。在3.14事件前，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的恐怖主义事件，例如，伊拉克冲突中，中国工人经常成为武装分子的绑架对象;阿富汗混乱中，中国援阿人员曾惨遭杀害等;第二类则是“三股势力”在中国的边远地区频繁发动的恐怖袭击。-仅在92年到01年这十年时间里，“三股势力”就在新疆境内制造了200多起暴力恐怖袭击。3.14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升级，两类新情况值得警惕：
1，境内外恐怖组织勾结愈加紧密，它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个体自杀式爆炸、冲击地方党政军部门和小规模伤害无辜民众等作案方式，开始学会利用特殊的“政治时机”，在敏感度较高和人群密度较大的地点，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惨案。犯案后，它们再联合反华媒体，扭曲真相，进而达到抹黑中国，兜售自身政治诉求的目的。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昆明火车站3.01事件、金水桥10.28事件、4.30乌鲁木齐火车站事件等严重事件中，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无外乎如是;
2，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个别普通民众，出于各种原因，开始“仿效”恐怖分子进行自杀式袭击，借此来报复社会、报复政府。以公交纵火爆炸系列案件为例，贵阳2.27公交纵火案，厦门6.7 BRT纵火案，成都6.5公交纵火案，北京7.28公交纵火案，昆明7.21公交连环爆炸案等等，它们无规律的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的发生，切切实实的让全中国百姓感受到：原来恐怖主义袭击离自己并不遥远。
基于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无论我们如何渴望和平和稳定，我们都必须开始正视这一现实：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再无法做到“自扫门前雪”式的置身世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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