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5月26日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6日刊专栏作家张军文章，题目为《李克强的经济平衡术》，文章如下：
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降速让人忧心忡忡，学院派经济学家和市场派经济分析师们不断为GDP增速是否会接近于（甚至低于）7%做出预判，更为了寻找北京方面何时出手阻止增长下降的蛛丝马迹而煞费苦心。与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不断上升形成对照的是，稳住阵脚已成为李克强政府的财经高官们对外一致的声音。人们难免好奇，难道北京的决策者真的那么有“定力”？
我相信，北京当局很清楚目前令人担忧的经济状况，也知晓可能正遭遇最棘手的一道难题。前不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博士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表述了这个难题：在潜在增速明显下降之后，如果政府马上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来挽救疲软的经济，必然会再次推动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对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资产泡沫和财政金融风险可谓火上浇油；可是，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
这是个两难，但遭遇类似困局对中国政府而言并非首次。类似的宏观经济态势也曾出现在十年前，甚至更早。这一次，真正的难题不是出现这一两难，而是不太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因为当下的局面与十年前已不同。
过去每一次短期经济繁荣，不同程度都依靠货币超发和信贷的非常规扩张，从而形成从短期的繁荣到紧缩再到复苏的景气周期循环。对于主要依靠信贷融资来支持投资扩张的经济而言，这并不奇怪。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样，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快速积累的征兆，中国政府就会主动采取收紧货币信贷及控制投资审批等行政调控手段，制止过度繁荣；而一旦经济陷入萧条，那些支持经济复苏和再次转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政策，又很快就会被重启。
过去不断出现的这一景气循环周期意味着硬着陆没能发生，这一点让很多外部观察家感到意外又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宏观特征很容易让硬着陆出现在每一次的过度繁荣后，就像驾驶员每一次遇到险情需要紧急制动一样。
硬着陆得以避免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前一轮因经济繁荣而快速累计的债务和金融风险，总是可以容易地被新一轮投资扩张的机会吸收掉。这算是幸运，更幸运的是，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总是随后就出现了。即使在十年前，当中国政府面临摆脱通缩的困局时，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为出口打开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届时国内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红利和空间还没有真正释放。在这种情况下，闲置的资本和危危可岌的债务链条，很快就被新一轮投资机会的到来挽救了。只要有新发现的投资机会，只要那些投资机会是真实的，投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就得以提高。
今天情形不及当年。如今欧美的出口市场转入了新常态，国内房地产市场因过度投资已出现供给过剩，而制造业领域的资本闲置已成普遍现象。这一局面的成因不仅是上一轮摆脱经济通缩的政策结果，更是五年前过于激进的四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产物。这一计划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货币（M2）的大规模超发，这着实让地方政府被债务缠身而不能自拔。在短期内，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新一轮投资机会很快的到来。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增大，短期不容易获得看得见的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或许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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