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堵上一个最重要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权力关到笼子里”，笼子的钥匙不是交予人，而是化作刚性的不能人为更易的制度。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和监督修正整个循环系统的封闭。从现实看，要封闭该系统，走西方反对党监督的道路不通，最具可操作性的是从权力运行机制和程序设计上实现突破。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和原则，中央主导完成顶层设计，以此保证政治主导权在党，进而出台反腐“阳光法”，这个法突出程序运行，使刚性规则达到不出结果无人能够叫停的程度，到这时便不再有人心存侥幸。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上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我们在处理贪官过程中不是没有忌讳，比如党的形象与反腐的平衡点在哪里?重视了前者，反腐必投鼠忌器，为什么面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左右为难?为什么要等中央下决心，而不像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在内，只要启动了司法程序，没有结果谁都无法叫停。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观念上能不能跨过这道坎，决定着科学反腐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进而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消除腐败。
第三，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谷俊山大搞庸俗关系，是其最终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拉一帮品味低下的人在身边，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很难走在正确道路上。谷俊山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以这种方式交的朋友，不可能是真朋友，更不会是诤友。
从这些现象和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谷俊山之所以腐败，前面分析的信仰信念缺失与体制制度漏洞都很关键，再往深处挖就涉及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都要受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和左右。我们经常讲，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腐败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社会和制度优越与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为娼，还是逼娼改良。目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问题，一定意义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笑俭不笑奢，笑廉不笑贪”，“能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许多人骂贪腐，并不是缘于价值观，而是心理失衡。厌恶贪官贪腐多不在过程中，而是贴上贪官标签，作出道德评价后。谷俊山在没有被惩治前，也是得到许多人赞美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其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其贪腐。
一个社会没有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难产生拥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领导干部。中国传统文化中围绕官和权，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观念和文化，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潮，甚至有所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也便营造出腐败的温床，让每一个踏入官场者被重塑，且很难洁身自好。这一点从中国封建史中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历代王朝治腐鲜有成功者，有的采取罚奉银，不行，就给养廉银，也不行，逼得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对贪官采取扒皮抽筋点天灯，还是不行。对此，武则天早有解释：“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这里的人性应当是经过了社会和文化的改造。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可以说经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过程中也确实出现偏差或短板，用当年邓小平的话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没有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拜物教，再加上对“文革”中“精神万能”的反动，又出现了“远离崇高”、恶搞英雄，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偏移甚至扭曲。这一点从中央要求文化艺术界扭转“三俗”倾向来看，问题确实不小。今天的电视屏幕已经为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张扬财富的物欲戏所占领。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久了，很难不被庸俗化。
怎样才能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键。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同时，下大力气做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文化繁荣工作，真正形成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良好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必会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一个浩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
最后，回到主题上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处谷俊山具有宣誓意义和坚定反腐信心的作用
谷俊山不代表军队的主流，就如同刘志军、刘铁男不代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主流。尽管这样，有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一身病”的谷俊山为什么还能升到总后勤部副部长的高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其某些能力满足了军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和全国都陷入经商热，谷俊山有赚钱的本事，这就为他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再者谷俊山胆子大，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科学、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让人误以为有本事。比如网上言论中有许多仍挺刘志军，认为他虽贪，但却干了些正事。如果将他们放在贪腐尚未揭发出来前，显然更能迷惑群众，同时迷惑领导和组织。
另一个是军队和全社会一样，制度建设处于完善过程，还存在监督检查和用人制度上的漏洞，这也是客观事实。反腐是个世界性难题，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腐败。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用当时的话说“在纽约的臭水沟里捞金。”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的权贵腐败。今天的中国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我们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这就难免漏洞和制度滞后，所以出现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有其客观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既要深刻检讨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尽快克服，同时也确应从惩处谷俊山中看到积极意义和价值。
一是处理谷俊山反映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总后领导第一次向胡主席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军队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处。
二是处理谷俊山反映着我军有自净能力，可以清除发现的腐败分子。假如说一些贪腐案多因内讧、群众举报而清除，谷俊山案则是总后党委的组织行为，这反映出我党我军有刮骨疗毒的强大勇气，同时也反映我党我军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是至关重要和特别应予肯定的。同样重要的是，谷俊山的案子让全军特别是决策层看到了问题及其症结，这恰恰诱发了改革的机会，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习主席和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加强了制度建设。从去年初开始，连续出台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最近又下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其中“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结果挂钩”。去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等等。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11月5号，新华社发布消息，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车辆25000台，这应当说已见成效。
三是处理谷俊山得到了广泛支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并且反腐越彻底，赢得的支持度就会越高。有人担心谷俊山作为总部领导，因腐败问题被揭发出来，会影响着军队的形象，短期和表面看有这个问题，如果以积极的姿态，辩证的思维看问题，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总后纪检部门到谷俊山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当地的老百姓鼓掌欢呼，谷家雇请的一个看家护院的人，悄悄把工作组的同志引到一处地下室，起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其情其景，让许多同志感慨又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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