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对科学理论高度依赖。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因而真理是相对的，很大意义上解释真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只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看一下宗教信仰，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能够解释现实，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未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比如，《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主体时期是这样，进入当代，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尤其IT产业、金融业、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与此相一致，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冷战结束，国家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尤其“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突破底线，走向违纪违法。谷俊山之流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延伸来看，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得幸福的问题。为什么习主席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
到这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并且可见可感可信。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去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除了我党历来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影响更大，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
第二，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坚持权力在制度范围内行使
从谷俊山违法犯罪事实中看出，导致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谷俊山无所顾忌。了解熟悉谷俊山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谷俊山贪腐案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所以有人就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还有人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其中阐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谷俊山贪腐案除了证明权力不能滥用，不能私用，更引发我们思考，在自律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他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仅十八大以来就有数十名省部领导被查处。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去年1-8月份查办案件的情况，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129名，平均每两天有一名落马。如此大的治腐力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社会影响和震慑力?为什么象谷俊山这样的人能够边腐边升?为什么刘志军也动了买官的心思?这些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说明着什么?是否属于社会上所说的打老虎力度不够的原因?
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如果只是从满足社会大众心理的角度去打大老虎，结果未必真正遏制腐败，搞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打大老虎的心理期待，每抓一个高官就形成一波网上狂欢。有专家甚至撰文，必须再打几只更大的老虎以取信于民。依照民众的情绪，抓贪官越多越好，职务越高越好。反腐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结果注定不是积极和有效的。以国民党为例，其统治大陆后期也考虑在反腐上动手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有打成，反而加速其政权垮掉。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二是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三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四是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问题。湖南郴州被判死刑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对办案人员讲：“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李大伦所说的情况决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由此说明，我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实现科学化。既然存在漏洞，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腐败分子被治裁，不是制度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甚至继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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