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時面臨向“市場理性回歸”和“政府理性回歸” 根本而言，對待民資態度的實質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問題，而這也對中國未來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似乎讓各國出現了方向性的誤判，讓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絕對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也走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大危機讓“凱恩斯主義”再次回歸。“凱恩斯”所推崇的“國家干預經濟要求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經濟，政府支出成為市場需求的組成部分，有利於熨平經濟波動帶來的增長下降。”又一次成為反危機的武器。 但事實證明政府干預並不能消除經濟的周期波動，以至消滅經濟周期。從羅斯福“新政”到各國政府相繼出台經濟干預的政策效果來看，雖然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波動的震幅，刺激了經濟的加速復甦，但從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經濟“滯漲”，以及隨後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的事實，不難看出政府干預不僅沒有消除經濟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都會使政府負債更上一層，使其危機調控能力更降一層，凱恩斯主義並不是萬能的。 由於大規模刺激經濟，發達國家政府財政開始虧空，債務不斷飈升。截止2011年全球債務已經超40萬億美元，許多西方國家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與歐美國家相對較高的公共債務負擔率相比，中國公共債務比率儘管還處於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機的政府干預之下，中國的公共債務負擔率也上升很快，截至2011年末，如果將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鐵道部、政策性銀行、國有企業算在內，再加上外部債務，中國整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在70%～80%，絕對規模在33萬億～38萬億元之間，地方債務和通貨膨脹的“政策後遺症”風險至今還在發酵。 |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