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強化稅收對貧富差距的調節機制。去年，調高個稅起徵點的稅收改革已經啟動，但這只是調整收入分配，國家要建立更加完備的財產稅收調節體系。在發達國家主要是依賴稅收對財富分配的糾偏機制，遺產稅、不動產稅、固定資產稅等對財富分配的調節稅收體系已經相當成熟，世界上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住房徵收房產稅，把房產稅作為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徵收帶有“均貧富”性質的房產稅不但要征，而且要征得科學，讓它通過對貧富差距的重要環節——房產等不動產方面的調節，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發揮更大的杠杆作用。 最後，要通過財政支出的擴大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國民福利開支，一般占本國政府總支出的1/2到2/3，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NP的20%-30%。比如，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高達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國2009年中央財政中的社保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別為7.6%、2.7%、4.5%，整體國民福利水平相去甚遠。 因此，政府和社會要提供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各種公共產品的服務，彌補貧富差距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要改變對公共品提供的優先次序，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構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當前，解決財富分配不能“隔靴捎癢”，或“小打小鬧”，唯有進行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分配失衡才能有效緩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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