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在还原“327事件”原貌的过程中，发现哪些是外界了解的信息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
陆一：其实有很多。比如，外界谈及万国证券当年做空的原因，总认为他们是在赌保值贴补率要下降，这个观点一直在流传。但事实上，保值贴补率是每个月10日左右公布下个月数据，对于保值贴补率的博弈是可以预测的，而看不清楚的实际在于是否贴息的预期。事实上，跟“327事件”相关的宏观背景和造成矛盾的深远因素主要因为贴息，保值贴补和贴息两个概念一开始就应该分开。
对于万国证券最后几天疯狂做空行为，接受访谈的万国证券当年的交易员和国债期货一线操盘手都认为，当时大家已经完全抛开了基本面的分析，不管政策趋势，不做基本的理性分析，只是以资金实力说话，钱多把你打死就赢了。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最后8分钟万国打下去多少单子？是怎么打下去的？价格如何？这个部分多年来也有各种版本的描述。事实上外界所有公开资料都存有矛盾之处，最终我在去年9月获得的一份材料解答了所有的疑问：万国证券是用两个席位分23笔，每笔90万口，合计打进2070万口空单，最终成交了1044万口。此外，万国证券还用黄浦万国的一个资金席位打了315万口的多单，目的是把价格锁定最低，其他成交的多单都是跟风盘，所以才会“瞬间”打到这个价位，而不是“一步一步打下去”。
另外，外界充斥最大的一个阴谋论是，327合约所依据的1992年3年期国库券的贴息计划被疑遭到泄密，事件中的多头赢家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经开”）被认为拥有财政部背景而遭疑。
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在这件事情中，中经开只获得一个亿的收益，它当天的自营仓位都让给了客户。中经开有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327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已经平仓，其自营席位是空仓，不过这个没办法去证实。后来我看资料也发现，魏东、刘汉、袁宝璟、周正毅都说自己在327掘了第一桶金，每个人都赚了上亿的钱，事实上他们都是中经开的客户。而万国证券的仓位全部是用做自营的。
还有，中经开和万国证券从操作行为比较来说，对期货的理解也有不同，中经开的理解更符合期货的特点。在当时那种市场里面，做多永远是赢的。
日报：书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在于昔日“证券猛人”管金生首次开声谈“327事件”。这么多年来他从未对外回顾这段历史，包括两年前出席万国新书发布会时，对于国债期货仍选择避而不谈。我此前采访阚治东时，他也感叹，“老管好像彻底变了，还缓不过来。”您跟管金生聊下来，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分享？
陆一：管金生自己回顾那段历史，是在2013年春节时候我们面对面做的一次访谈。在那次访谈中间，谈完公司创建历史以后，也不由自主谈了327事件，据我知道，那是他18年来第一次开口说327事件，那天我们聊得很详细。当时跟他谈下来，有两处让我感到特别意外震惊的地方。
一处是我问他，管总，你2月23日下定决心“绝地反击”，全面做空的时候，作为公司的领导，有做过利弊得失的权衡吗？他表示，当时想得很简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最多判三年渎职罪”，然后就拍板了。我很惊讶他当时竟然想得那么简单。
另外一处是，我问：“管总，如果当时你理智地承认失败，接受失败，哪怕输得一塌糊涂，如果按照当时万国证券在中国证券市场尤其在上海的影响和地位，上证所和上海市政府会不会出手来帮你？他当时不假思索就回答：“没有想过，这个不符合我的个性，我根本不会这样想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管金生当时的行为让我感到比较简单和冲动，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包括万国出事后，我一直觉得很可惜，管总一直想做一个“证券王国”，但是因为他的冲动，最后连一个公司的完整名称都没能保住，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日报：你在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万国证券和管金生只是“327事件”中跑龙套的，真正的主角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辽国发”）。
陆一：实际上，纵观整个327事件的前因后果，实际上真正的主角，在这里面兴风作浪危害最大的是辽国发。万国证券只不过因为意气用事当时在国债期货中打了一把就出名了，但实际上后面给整个市场带来30多亿亏空，都是辽国发。而从314、319，到最后327导致国债期货被关掉，背后全是辽国发在做空作怪，打得市场“千疮百孔”，而辽国发躲在券商席位后面，交易所根本没办法处置，但对万国证券可以，所以上海人说万国就是“冲头”。
当然，万国证券20年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角色，但实际上却也没有什么冤屈。超仓相对可以容忍，虽然交易所有限仓规定，但在当时超仓是普遍的行为，交易所也眼开眼闭，这个暂且撇开不谈。仅是对倒操纵价格这一点，交易所处理你就一点都没有问题。对于是否取消最后8分钟的交易，外界有很多争议，但大家如果看这些历史事实，（取消这8分钟）一点都没错，没什么值得指摘的，就一个对倒在现在都是可以入刑法的。
日报：“327事件”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是当时最好的处理方式吗？事件今天来看还有没有可能再发生？
陆一：显然不是。当市场停摆，这自行车上的骑者就只有一个结局——摔倒。停下来了，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不停下来，市场慢慢会消化许多问题，交易所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监管也会跟上。实际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北商所和上证所，北商所在事发第二天没有停止交易，投资者自己在第二天平仓掉了，而上证所停止交易，组织强行平仓，最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当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推出，不管是投资者、监管者还是市场组织者，都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市场已经发生的变化，肯定会在监管行为和领域中间出现新的问题，“8·16事件”就是一个代表。
日报：你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当我们身处逆境时，是该委曲求全，还是奋起反搏？佛曰：放下。”有什么用意吗？
陆一：我希望大家都把恩怨放下，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而我写这本书写的其实不仅仅是万国本身，也不是这些当事人本身，是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小浪花。大家都站高一步看这个问题的话，当时做得对与不对，是否愿意承认，已经无所谓了，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历史叙述。
在写书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不太愿意接受访谈，尤其万国的老人们不愿意再揭开疮疤。后来我说，做访谈不仅是为了从你们这里得到更多的细节，而是希望大家通过倾诉把心结放下，包括我自己，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是放下的过程。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