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新时社网：香港回归17年来，中央确实持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盘。但这场“占中”运动让大家觉得，中央对港政策仍有调整空间。您怎么看中央现在的对港政策？哪些方面还需要调整？
强世功：从新中国成立后对港政策“保持不变”，到在此原则下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实现回归，从回归初期中央采取不干预策略，到2003年后调整治港思路，逐渐强调要有所作为，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没变。但在具体治理思路和策略上，中央肯定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治港思路以适应变化格局。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两个战略目标，改变了过往仅仅强调前者、忽略后者的问题。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中，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管治权”，这都已经看出中央治港思路的调整。从“占中”暴露出的问题看，中央必须下决心着手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是香港普选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导致了“一国两制”陷入了目前的普选困局。中央强调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如果香港市民要在特首普选中拥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就要在制度上降低特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政治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央要自己承担这些责任。中央如何主动承担起在香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责任，不仅是中央的宪制责任，而且是走出目前香港普选困局的必然选择。
这就要求中央必须超越《基本法》23条立法中体现的狭隘的国家安全立法思路，要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就香港而言，不仅要注重传统的政权安全，而且包括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而要将香港纳入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就必须与时俱进，完善《基本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在实践中走出中央依法治国的新路子。
其二，需要开展“一国两制”下的政权建设。中央要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就必须发展壮大爱国爱港阵营，因此必须要有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空间。
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管治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缺位”造成的，比如香港公职人员的政治效忠、政治培训问题，与中央公职人员交流、学习、借调、任职的正常化问题等等。再比如《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要接受中央的“行政指令”，但是在诸如23条立法、国民教育等涉及中央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央并没有给特区政府明确的行政指令，也未能有效地指导特区政府如何施政，结果导致特区政府在推行政策中陷入困境。由此，在特区政府施政涉及到中央的利益、中央与特区关系、香港政治体制等重大问题时，应当事先向中央汇报，中央应给予清晰而明确的行政指令。这些行政指令应当刊登在《香港宪报》中，在香港具有法定的效力，从而有助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
其三，打破“两制”造成的“身份隔离”，重建“一国”的公民身份，从而根本上解决香港中国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港英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制隔离”，而“一国两制”又将这种隔离固定化，导致香港的中国公民与内地的中国公民在宪法之下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这种特殊身份进一步强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
在这种制度隔离背景下，香港年轻一代无法直接参与，甚至被排斥于国家崛起的进程中。他们的眼界被局限在香港，而无法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因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他们无关。无论如何开展国民教育，香港人对国家只能产生文化认同，而难以产生政治认同，无法与内地人融为一体，形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由此，不打破“两制”下的“身份隔离”，就不可能在根本上走出香港政治认同的困境。
总之，“一国两制”不是在1997年完成，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这就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要以邓小平当年的政治勇气，承担起全面完善《基本法》的政治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维护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
新时社网：香港“占中”运动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各界立场“极化”的趋势，大家似乎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找不到共识。您认为香港社会现在存在共识吗?怎样更好凝聚共识？
强世功：“占中”不过是“一国两制”发展长河中的小小浪花，中央始终着眼于香港的长远未来，而香港社会各界也应当着眼于中国崛起的未来求同存异。在这个出发点寻找共识，香港社会各界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重新调适其政治立场。对于中央而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角度看待香港，认识到香港对国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经济、金融，而且在法治、反腐、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民主发展等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都会产生长远的贡献。香港依然是东方之珠。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应当从香港工商界转向中产专业人士，尤其是法律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和专业界人士，他们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央应当与这个阶层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其真正成为爱国爱港阵营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央治港队伍要与时俱进，转变过去重工商界、轻中产专业界的思想倾向，重基层、轻教育文化的思想倾向，将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思路上来，尊重香港的法治、公正等核心价值，认同香港的专业阶层对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价值和意义，坚持不懈地团结香港的中产专业人士，引导他们在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作出香港人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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