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强世功
【编者按】2014年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是颇不平静的一年。同样，在这一年，因为全国人大通过了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的决议，以及占中运动的发生，中央、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起来。占中运动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整个香港却不再是之前的香港，社会上仍弥散着抗议、不满的气氛，不时冲击着香港的正常秩序。后占中时代的香港，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最近两个月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次在不同场合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展现了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依法落实普选的态度。尤其是最近一次会面，习近平提出，明确特首普选和特区一切发展都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成为中央对港政策的最新表述。与此同时，因占中运动被押后三个多月的政改第二轮资讯也即将启动，香港政改道路开始逐渐回归正轨。
在这些背景之下，新时社网专访了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强世功，就香港当下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强世功教授曾于2004-2007年在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并著有《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
新时社网：香港“占中”运动从2013年1月起开始筹备，12月15日，这一运动告一段落。这场运动为何发生，背后的推力到底是什么?您又如何评价香港特区政府在这段时期的作为？
强世功：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地方，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就香港的历史而言，在港英时期就已奠定了法治传统，历史相对久远，然而民主匮乏。直到中英谈判开始，由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才开始了民主历程。中央一直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是，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进程始终坚持“宪政民主”的立场，将香港民主纳入到《基本法》轨道，从而用法治来约束民主。这就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然而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港督彭定康上台后违反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推出了激进的政改方案，从而引发中英两国在香港民主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彭定康在香港放弃了传统政治盟友即工商界，而着力培养亲西方的新兴民主派为自己战略上的政治盟友，欲推动香港民主派通过普选执政，夺取香港管治权。此后，香港的政治力量就划分为亲西方的民主派力量与亲中国的爱国爱港阵营。前者坚持“民主优先于法治”，为了推进民主普选可以不顾《基本法》的规定，后者坚持“法治优先于民主”，在《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香港民主发展。
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管治失误为民主派动员市民追求激进民主普选提供了动力。从曾经争取“07/08双普选”到最近结束的““占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香港民主派不认同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的决定权，希望抛开中央来单独决定行政长官普选，这显然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这无疑涉及到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基本法》的性质和一国两制框架根本问题。由此，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的争论被看作是围绕香港管治权的争论，“占中”被看作是一种颜色革命，都是在这种框架下进行理解的。
新时社网：您在之前的访谈中说过，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但我们看到确实还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对中央设计下的香港民主道路不甚满意，产生对立情绪。这些情绪来自于哪里？对以后香港的政改道路会有什么影响？
强世功：香港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央设定的民主发展道路不满，很大程度上是相当多的香港人不认同中央的政治权威，不认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国家的宪政体制。而这种政治上的不认同就为反对派挑战中央政治权威提供了社会文化的土壤。
近代以来，香港政治有着中西方文明的冲突的背景，冷战后，这种政治冲突又增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香港一直是这两种文明和制度冲突的战场。因此香港人在政治上更认同西方世界，而不是认同中国，他们即使认同中国，也是认同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不认同现实的主权中国，不认同中央对香港的主权权威。这实际上是全球历史发展中两种不同的文明和制度冲突的产物。
从文化角度看，英国人经营香港150多年已经对香港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文化价值塑造，那么香港回归中国，必然要面临着新的文化价值的塑造。然而，中央在采取“一国两制”方针收回香港之后，基本上遵循“不变”思路收回香港，没有推动特区政府开展“去殖民化”的工作。相反，特区政府推出的教育文化政策，加剧了两地之间的文化分歧。比如特区政府推出的母语教学政策，通识课程改革等。香港回归十几年来，香港学生依然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系统教育，缺乏对当代中国系统的了解和客观评价。相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教育文化传媒系统地塑造了香港人对内地的认知，同时给香港市民提供了虚假的西方文明优越感。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回归后必然面临香港与内地和中央在政治文化认同上的分歧，应该说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治理香港引发的政治冲突差不多都与此有关。中央虽然提出“人心回归”，但也仅仅是推动一些浅层次的两地文化交流。而特区政府推出国民教育之所以遭到反对派的抵触，甚至形成激烈的“反国教运动”，恰恰表明这实际上“动了奶酪”。因此，香港反对派表面上是政治，而根子上是文化。如果中央和特区政府不触动香港的文教体系，香港市民的政治文化认同没有改变，那么中央与特区之间的系统性冲突就不可能缓解。
新时社网：我们知道，“占领中环”这个词并非首次出现，2011年也出现过一次。但那次打出的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这次“占中”我们也零星看到1%对99%这样的标语。每年“七一大游行”的主题也多与反权贵反官商勾结有关。这是否意味着香港的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危机？
强世功：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问题。“占中”无疑于香港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化有关，但仅仅是“有关”，毕竟不能将“占中”看作是阶级政治。但我们要看到，在“占中”的叙述中，不少人利用香港社会矛盾，把中央塑造成资本家和权贵的庇护人，从而将香港反对派反中央的政治问题、政治认同问题转化成为阶级问题，试图为“占中”提供正当性。由此，香港反对派不少人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左翼自由主义”的形象。“占中”如此，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也是如此。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如果香港反对派试图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占中”问题，那么就应当旗帜鲜明地主张：“占中”运动的传统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奠定的香港左派传统。与此同时，这些“左翼自由主义”者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左翼历史传统。但奇怪的是，他们既想利用“左翼”反抗、造反的旗帜，但又无法认同上述这些。
可见，所谓的阶级问题、左翼自由主义的问题，可能是虚假的伪问题。在香港反对派中，绝大多数往往是利用“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号和形象，为自己反抗中央提供新的时髦的依据而已。正因为如此，香港“占中”无论用什么政治动员口号，哪怕是贫富分化的阶级抗争，都没有引起内地民众的同情和认同。因为大家很清楚，香港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阶级问题，不如说是政治认同问题。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香港贫富问题不存在，或者说不重要，而是说香港贫富分化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解决。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反对派不认同中央，总是将香港经济发展和管治措施问题转化为普选问题，制造中央与特区的政治矛盾，使得香港社会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无法凝聚共识，特区政府无力解决香港面临的经济发展定位，也无力解决社会分化问题。即使如此，中央依然不断提醒香港社会各界关注香港经济发展问题，2014年，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香港经济发展前景。
因此，香港反对派要想解决经济民生问题，要想与中央与香港社会各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就应当对中央在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予以起码的尊重，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类似英国政治中的“忠诚反对派”，由此建立与中央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不能变成目前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关系。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