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柬埔寨暹粒
文/木春山
一
暹粒河的落日余辉很漂亮，如果不是6号公路上的尘土飞扬，我可能会多看一会儿。
6号公路全长400多公里，直通首都金边，它横穿暹粒河，成了暹粒市的主干道。
这条公路和中国的渊源颇深，1992年中国维和部队建成沥青路，但20年来柬埔寨人无力保养，以至于如今这条公路有“光灰大道”之称。好在上海建工集团从去年开始已经着手改建，柬埔寨首相洪森当时亲自出席了开工仪式。
作为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暹粒是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的所在地，城市建设却极为落后，全市只有4盏红绿灯，没有公交系统，也没有出租车。外国人外出只有雇人力三轮车（当地人叫突突车）或包车。
“本届政府把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放在了重要位置。中国公司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柬埔寨人民党暹粒党部的索皮克先生介绍。
人民党是柬埔寨的执政党，实权党首就是首相洪森。作为深谙政治之道的老牌政治家，洪森已经或明或暗地掌握了29年实权。该党的暹粒党部就在暹粒河滨，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二层小楼，非常不显眼。
我和索皮克先生靠在河边长椅上，一边听着高树上知了们的嘶鸣，一边看着远处的火烧云，不紧不慢地聊着天。
他说，人民党把暹粒看得很重。
去年底的议会选举，洪森遭遇了数十年来最大的挫折。老百姓用选票告诉他，人民党进入了相对危险期——反对党桑兰西一派的议席比上次选举增加了一倍，而人民党的议席刚过半数，勉强维持了执政地位。尽管如此，反对派发动了数千支持者参与街头运动，桑兰西甚至带领数十名议员从首都金边退到暹粒，拒不参加国会会议。造成诺大个国会大厅人民党“包场”的尴尬局面。有媒体曾分析，这是柬埔寨“颜色革命”的前兆。
“不会有什么‘颜色革命’。”索皮克先生淡定地说。他用手指着河边锻炼的老人、谈情的男女和匆匆而过的摩托车党，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是稳定。我们内战30年，红色高棉杀死了300万人，人民太害怕动乱了。”
二
“你要去看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馆吗？”在前往吴哥窟的大巴上，三代柬埔寨华裔郑先生瞪大眼睛反问我，因为很少有自由行的中国游客愿意翻看这页最黑暗的历史。据说很多人看完后头疼、恶心，好久恢复不了精神。
都说铭记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柬埔寨人建立纪念馆以示对历史的尊重，让我想起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我和郑先生聊起那时那事，他用“灾难”来形容，之后顺便感谢一下越南，因为是越南“志愿军”推翻了红色高棉。如今越南和柬埔寨关系也十分暧昧。西方媒体故意夸大事实称，柬埔寨的本质还是越南的保护国。这又让我想到了中国的抗美援朝。
中国当年一度支持红色高棉，不过这在柬埔寨人看来早已不是问题。洪森本人也是红色高棉早期的信徒。郑先生说得好，柬埔寨华裔和当地人同命相连，都是红色高棉的受害者。“至少20万华裔被杀或失踪”。
在高层政治层面更是如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西哈努克，不是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在1975年回国后，很快成了柬埔寨的国王。如今柬埔寨的王国政体，也自此开始。
我发现，柬埔寨各新时社共场合都悬挂着三幅画像。中间是西哈努克，左右分别是现任国王西哈莫尼和西哈努克的王后。人民党暹粒党部也不例外，栏杆外醒目的画像是西哈莫尼登基照以及大婚照，该党用这种方式对王室表达忠诚。而党部大楼顶部挂着的宣传画则是洪森等人民党“三巨头”。“那是竞选时候留下来的。”索皮克先生喃喃地说。
我和索皮克先生也谈到了到西哈努克，他说：“你们应该感谢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柬埔寨的穷孩子见到中国人就会叫：“糖果、糖果”，或者“给点钱吧，我要上学。”给了他们之后，孩子们就会像唱诗一样规规矩矩地用中文喊出来：“我爱国王、我爱毛泽东、我爱天安门、我爱中国、我爱柬埔寨！”虽然他们没去过中国，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去中国，但历史的烙印已经足够深刻。
不仅是小孩子，漫步在暹粒繁华的老市场区，卖货的小贩见你过来，更会用中文打招呼和砍价。他们少了孩子们天真单纯的眼神，多了一份小商贩特有的世故。
我拿过一幅油画看了看，店主小妹要价15美元，我说有点贵，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板，你们中国人有钱啊。”
只要会说中文的柬埔寨人，对中国男性的称呼一般都是“老板”。这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从中也能看出中国人在柬埔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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