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朋党政治、地方山头和民间帮会完全混为一体，最终酿成了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军阀大混战。神州大地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上述三条，是山头主义顽固存在的三大原因，也是它的三大特质。用这三条作为观察事物的参照，来衡量今日之“豪门寡头”式的周永康集团，来对比一下“家族集团”式的令计划集团，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背后，也深深地烙着封建主义的印迹。马克思就曾讥讽过这种挥舞着革命与人民旗帜，却重拾封建牙慧的骗子。他说，“当民众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而当中国公众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获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苏（荣）那些擅权敛财、纸醉金迷的丑事后，亦是如此。这些大人物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光辉形象，也就很自然地轰然崩塌了。
崩塌归崩塌，但衮衮诸公切不可一哄而散。因为如果以为打了几只“虎”就算万事大吉，却不能探寻杜绝此类朋党政治大规模发生的有效办法，中国恐怕就会有大的危机了。要有效地制止这类朋党政治、山头主义的出现，必须治标、治本双管齐下。
所谓治标，即应首先在执政党内重申与严格执行各项组织人事纪律；其次是切实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第三则是通过反腐反贪，堵住甚至是封死这些人之间利益传送的管道。使山头失去财力基础。
但这些远远不够，还要在治本上痛下决心。山头主义、朋党政治的依存之本是什么？就是隐藏在人事组织权力背后的封建主义遗毒，其核心就是带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用一句政治学的词汇，就是“超经济关系”。人们都痛恨封建主义，殊不知，在中国内地高度集中、并在决策阶段几乎完全封闭的组织人事制度中，最容易隐藏的就是以血缘地域关系为特点的潜规则。这里所说的地域、血缘关系仅仅是泛泛而谈，实际上这种关系早已泛化为老同事、老同学、老部下、老同乡、老战友、老朋友等等，只要能为我所用、对我有利，就可结盟，形成人身依附关系，黑白通吃。
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遏制这种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点的朋党政治、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呢？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用法治的力量坚决地加强、扩大与维护公众的民主权利。试想，如果每个公民的权利都能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他们还会畏惧强势集团而屈服于超经济束缚吗？还会在各种威胁中形成寻求保护的弱势心理吗？还会把自已神圣的选票视为废纸，而任由那些貌似忠良的奸佞之徒为非作歹、视民意为草芥吗？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空谈，要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贪腐行为与朋党政治，不但相互支撑，而且已经融为一体！
山头主义、朋党政治毕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遗毒，尽管这些历史的糟粕在现代法治和民主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还有生存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秩序不完备的情况下还有活动余地；在公民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和监督政府的意识尚较薄弱时还有一些余威，但它终究要最后消失。只不过，这种消失会以历史进步的代价表现出来罢了。
作者秦晓鹰，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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