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为联合早报网撰写的专稿。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政治中的山头主义存在的根源，指出了当今执政党里的山头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危害，并呼吁用法治的力量维护公民权利，切实推进政治改革，彻底杜绝山头主义这一害党、误国、毁军、坑民的政治毒瘤。
（联合早报网专稿）随着周永康、令计划等被查被抓以及他们的涉案隐情逐渐浮出水面，坊间舆论愈来愈注意到这些“大老虎”的一个共同特点，即拉帮结派。《人民日报》在论及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问题时，特别指出，中共“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一些媒体也以少见的犀利措辞称，周永康是“豪门寡头”、令计划搞“家族集团”。官媒把周徐令苏的这种搞小圈子的做法称为“封建依附”，并警告有此嗜好者要以他们为戒，立刻收敛收手，否则“总有一天要出事”。
从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被称作“山头主义”的坏毛病已经在中共各层级的领导机关中死灰复燃，甚至大行其道。
笔者为什么要用“早已臭不可闻”、“死灰复燃”这种过去的词句呢？因为山头主义早在中共建党建军时期就受到过有力的抵制。毛泽东在7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时也说过要“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他在历次反对山头主义的讲话与文章中都毫不客气地指出，山头主义就是宗派主义，而宗派主义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建国后，毛泽东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也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不管毛本人怎么看，事实上，在中共党内，山头主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有时比较明显、有时较为隐蔽罢了。而就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后期，一个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党内派别、一个真正的“山头”偏偏在他的眼皮底下形成了。毛最初称这个山头是“上海帮”，到后来就干脆称之为“四人帮”。谁能想到，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40年后，一个规模、范围绝不亚于四人帮的新的“山头”又森森然地出现了。
如果说，习中央粉碎周徐令薄苏这些人搞的山头，具有救党救国救军救民的性质。那反过来也就再一次证明了，搞山头主义、搞团团伙伙，不仅会害了这些党政军核心人物本身，更会害党、坑民、误国，甚至毁掉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山头主义会在中国执政党中长期存在？为什么这个政治癌症的病灶会如此顽固？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等若干方面加以综合分折。
山头主义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它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社会关系是血缘与地域的联系、家族与乡邻的纽带。这种远近亲疏的观念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个性意识之中。现代中国人有没有这种观念与意识呢？只要看看遍布全国各地的同乡会，只要想想互联网上永无止歇的地域攻击，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山头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成因就是中国长期隐秘存在着的会社、会党、帮会。会社、会党、帮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里始终是令统治者头疼的组织。四川一带的哥老会，河北著名的红枪会，元朝末年活跃江南的大明会，清代西北的“捻子”，以及洪门、青帮等等…仔细分析这些秘密会社会党帮会的最初构成，大都为贫穷民众，它们的兴起时机也多为旱涝灾年，都带有一些贫民造反、打家劫舍的自保自救性质。会社、会党、帮会后来的发展各异，有的成为统治阶层豢养的鹰犬，有的则逐利而为，成为流氓无产者。
山头主义存在的第三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各个封建王朝内部，在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官僚集团中，始终存在一种结帮拉派的政治氛围，即所谓的朋党政治。顾名思义，朋党是指一群人朋比为奸，历史上泛指士大夫结党。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统称为党争。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唐文宗帝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之叹。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朋党政治，既是导致王朝走向崩溃之因，又是朝纲混乱治理无能之果；既是篡夺权力的工具，又是抱团取暖的慰藉。从本质上说，是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激化后的必然结果。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