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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形象工程为何适得其反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共识的。

  因此,中国出台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着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是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经常是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为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的结果。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要比官僚来管理会否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会否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得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浪费人、财、物,没有一丁点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也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大多同样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的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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