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毛泽东说过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每隔几年来一次的群众运动。但这已经被证明很难持续。不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执政党今天仍然面临官僚化的最大威胁。
群众路线要成为中共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法，必须既表现为理论，也表现为制度。在中国，群众路线仍然停留在偶尔发生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上。这也就是一些人总是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因为在没有理论和制度的情况下，群众路线是否存在，就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
首先必须解决理论上的问题。群众路线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对此很模糊。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流行着很多驱使执政党“非政治化”的概念。例如“执政党的自主性”概念，就是说执政党不应当受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在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具有高度自主性。这是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提倡的“政府（国家）自主性”的中国翻版。在西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那个时代）。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实政府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在决策和政策实施时，不代表哪个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利益。不过，把这个概念机械地使用到中共，就非常危险。如果“自主性”意味着执政党在决策和执行政策时，不能被任何既得利益所绑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意味着执政党可以脱离社会而自主决策，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另一个观念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行政吸纳政治”。这个概念主要用于解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行政经验，因为政府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就不需通过西方那样的政治了。这实在是误解。香港在港英时期不需要政治，因为香港的政治由伦敦说了算，香港人毫无权利去谈论、参与政治，香港的公务系统只是执行英国人的政治意志。在新加坡，尽管行政效率非常高，但其背后就是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是因为他是最讲政治的。只不过是新加坡的政治主要表现为制度和专业主义。新加坡的很多组织形式，都有当时共产党组织的影子，只不过表现为法治形式。因此，群众路线在新加坡高度制度化，部长和议员每周定期要接见和解决选民所面临的问题。在民主政治下，只有到了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为了选票，才开始和社会接触。但新加坡的执政党和群众的互动是每时每刻的。当然，加坡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效率最高，也不能吸纳政治；相反，高效率的行政，必须基于有效的政治之上。
同样重要的是群众路线的制度体现。这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既要专业化也要讲政治
首先是群众路线必须在制度上体现党的性质。中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党管政治，因此党应当是联系群众的工具，必须是群众中间先进的部分，否则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如果说民主社会，政治官员的合法性是民众的投票“投”出来的，中国政治官员的合法性，应当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这方面，中共在录用政治官员时，需要考虑到群众自下而上的评估（而非仅是党内的评估），并且需要制度化。1980年代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年轻、知识和专业化。从制度层面来说，后三项比较容易量化，实践上也得到了强调，但第一项最重要的却被忽视。当然，在建设年代，对“革命化”应当做不一样的解释，主要是干部要懂政治，也就是群众路线，深刻理解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要向群众负责。政治官员没有专业化和知识化不行，但不讲政治也不行。
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行政的相对分离。政治强调路线方向，讲人民的满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行政强调政策执行，讲效率。在行政方面，专业主义非常重要。这一块，现在仍然存在着政治化过度的现象，需要减少政治化的程度。司法、教育、文化等等领域的政治性仍然过度，而专业主义不够。但在政治领域（主要是党务领域），则应当要更多的扁平化。不仅要在党的高层和基层之间，也要在党的高层和普通群众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表现在组织构架上，就需要把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区分开来；表现在人事制度上，应当把培养政治人才和官僚人才（公务员）的制度区分开来。目前用培养官僚的办法来培养党的官员，很难培养出好的干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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