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政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历届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但这个概念及其所关联的政策，多年来也一直饱受党内外质疑。群众路线一直被毛泽东时期频繁发生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似乎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运动。如果是这样，群众路线应当被放弃。再者，那些强调制度建设的人，更认为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背道而驰，因此也应当放弃。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主要体现为群众运动。每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群众运动必然会达到顶点。毛泽东也曾经探讨能否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即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时代的经验说明，很难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因为运动本身是破坏制度化的；并且，每一次运动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损失。但这既不表明群众路线可以放弃，或中共已经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方式。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官员对人民的任意欺压。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替代了“阶级斗争”，因为社会难以承受不间断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产生不了执政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不过，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在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了，结果造成了执政党越来越官僚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官员的高度等级化。共产党无疑是世界上最具等级的政党。等级森严是执政党最大的特点。在党内，上级对待下级如同皇帝对待奴才，下级见到上级如同奴才见到皇上，上级脱离下级，干部脱离普通党员。所有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有这种等级化的趋向。这也是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Robert Michels）所探讨的论题。但中国的情况更甚。中共是一个巨大的组织，需要高度组织化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和运作。从横向看，党组织从其内核到外围，不知道存在着多少圈层。从纵向看，如同其政府，党组织本身也分为不同的行政层次，有效地把党的高层和基层隔离开来。
第二、政党行政化。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分野。中国的传统政治也强调分野，王权就是政治权力，相权就是行政权力。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搞清楚执政党是政治组织还是行政组织。这制约了群众路线。在处理和社会群体的关系时，要不高度政治化，没有专业精神；要不高度官僚化，不讲政治。政治是要处理执政党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行政主要是执行执政党的政策。一旦执政党演变成为官僚组织，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必然产生严重的问题。
第三、最为严重的结果是，执政党与社会严重脱节。中共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群众性政党，但脱离社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此仇官，就是执政党和社会的脱节。群众路线就是官员走向社会，这是一条单行道，因为群众很难走向官员。一旦脱节，社会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影响官员，其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脱节，执政党及其官员就会失去执政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专注于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必然走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怒人怨”不可避免。
西方政治也有群众路线
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和反腐败运动，尽管取得了成就，仍然面临艰巨任务，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避免执政党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民主社会的政党也是如此，正如米歇尔所说，“寡头政治”是政党生活的“铁律”。但“铁律”并非“宿命”。要生存和发展，任何政党都必须找到抵制和克服“铁律”的有效方法。对中共来说，就是群众路线。
西方政治中也有群众路线，表述在民主政治实践之中。在多党制国家，民主政治通过周期化的政治动员，来克服政党的官僚化。每隔几年的选举就是一次政治化的过程。选举是制度化（即法治化）的政治动员运动。西方其他一些政治活动形式例如协商民主，也体现了群众路线。不过，民主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成熟，并不表明民主是最好的群众路线。相反，西方的民主越来越表象化，即政党的轮流执政和政权的和平转移，但它越来越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有效的服务，因为民主越来越表现为政党之间的互相否决，政府弱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在亚洲，民主或者多党制度，更是面临着过度政治化的威胁，民主政治主导一切，政治人物互相否决，行政被弱化，政府被弱化，经济社会出现很多问题，不能有效治理社会，甚至出现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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