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万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将在它的安静注视下永恒流转,这寂静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哀叹与感伤,远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
北京城里大约有40多位急救车担架工,但自称“尸神”的只有眼前这位Z先生。他生性谨慎,不愿留名,对活人的恐惧似乎超过对死者的。从业3年,他保持着一年360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节奏,抬过的死者数以千计。最多的一天,他随车出动5次,来到4个不同的死亡现场,将遗体抬走。这其中包括一个澡堂塌陷后压死的赤身裸体的男子;一个与同伴打闹追逐,被尚未通行的天桥上一根比筷子更细的铁丝勒死的小学生;一个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中年男人,在救护车上一路跟他念叨,告诉他自己母亲多大,孩子多大,自己无论如何不想死;以及一个被高速驾驶的摩托车甩飞的年轻女子,临死前她坚决地说:“先救我老公。”
Z先生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死者,但最后他们都会变成担架上那具蒙着白布的人形轮廓。他从不关心这些人的名字、死因和其他信息。在救护车里他常强迫自己把脸转向车窗外,想想自己到底有多落魄,才会干这样一份晦气的、日均收入仅67元钱的工作。
命运的无常在这座城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些人走在马路上也会突然死去。应该是在400多条市管(及以上)道路上,分布着大约192万个井盖,下方是纵横交错的市政管道。井盖故障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2秒钟内彻底消失在母亲眼前、至今没有找到遗体的3岁男孩。而28岁的市民杨二敬,遇上了马路塌陷,坠入一口200摄氏度的热力井后被烫死。
北京的公交车司机除了谨慎行驶,还要防备在北京的立交桥或过街天桥上徘徊寻死的人。过去10年里,至少有18人从桥上飞身跃下。运通107路的司机就曾在一声巨响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前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人。而砸中300路内环的小伙子则长时间趴在车顶,直到闻讯赶来的10名民警将其抬下。
这座城市的边缘有绵延600公里的野长城,至少有10人因攀爬而死,被发现时遗体通常挂在悬崖下方的某根树枝上。一对新婚夫妇的死因是遇到雷击,而一个下山时因抄近路误入野生动物园的年轻人,跳下栅栏便命丧虎口。
北京大约15万人有严重精神障碍,他们已造成了不少于10人的死亡。一名50多岁的女士曾被一个精神病患者突然拉开车门,一刀扎死;另一名50来岁的抑郁症患者,自制了23支手枪(其中14支有杀伤力),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位保姆。
在这座人口近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里,平均每天有241人死去。在各类非正常死因中,道路交通伤害居于首位。平均每天,北京约有2.5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大约15人死于闯红灯,而8人死于互不相让。过去3年,北京至少25人死于狂犬病。
无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因,绝大多数死者都要在这座城市的12家殡仪馆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在高温火焰中,成为一堆主要成分是磷酸钙的灰烬。
八宝山殡仪馆遗体接送队的21位员工,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接来大约60具遗体。通常他们需要在早晨8点前完成工作,因而常常在5点就自然醒来。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让情绪激动的家属冷静下来。古学军的经验是穿过吵闹的人群,寻找一位冷静旁观的长者,这位通常是能够喝停混乱场面,当家做主的。行驶在路面时,如果哭泣的家属坚持抛撒纸钱,他就要停下灵车,心平气和地一张张捡起。
在过去34年里,遗体整容师刘瑞安曾给不少于20万人做过火化告别前最后一次整理。有的只是修饰,扑粉画眉即可。但有的几乎需要把支离破碎的人体重新组装,最极端的情况包括借助材料为死者捏出一个脑袋。一个送来时穿着Dior大衣的坠楼而亡的年轻姑娘,躺在一天收费800块的单体冷藏间中已超过一年。家人在房间里挂上华丽精美的唐卡,并定期送来大闸蟹之类的祭品。
刘是目前八宝山最资深的整容师,他承担了自邓小平以来所有国家领导人的遗体整理工作。10多年前,为一位身份重要的逝者整理遗体,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干了三天三夜,将全身至少40处菜刀砍成的伤口处理得妥妥帖帖。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媒体采访在这之后纷至沓来。“你把工作干好了,这帮人还是能瞧得起你。”他说。也有为难的时候。比如一位领导人的家属,要求他将逝者化疗后为数不多的头发做成生前标志性的菊花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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