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不同话语体系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王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
这辆摩托车对王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 “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79年，黄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4年莫干山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作者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会议就国民经济的热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这种讨论与集会，带有一定风险。据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黄江南这样谈风险应对：“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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