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与习近平、胡石英在聚会中。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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