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是个人的“信史”，对真实性的恪守是传主、传记家的天职。然而，“信史难求”始终存在于自古以来的中外传记。在这些传记中，溢美、粉饰、曲笔、毁恶、造假、遮蔽等偏离“信史”的有意作伪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与此针锋相对的史家“深恨史之不能信直”，不惜终其一生辨伪考信、探赜索隐、毋惮旁搜、不厌其多、相互校勘，以“定其时”“明其地”“悉其人”，时、地、人既彰，伪可破，真相未有不显者，如此，庶成“信史”。岂不知事远无征，一旦伪作而垂诸久远，遂令后人目眩难辨、永存阙疑。
追求个人“信史”是传记的生命与准则。我们无法抵达绝对真实，只有努力趋近真实。即便“为生者立传”，回忆也会像经历了多重变形的回声；回忆也会行使对历史另行构思的权利；由传主记忆之史建构的传记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遗忘、模糊、错乱，加之，岁远易诬，出现传主虚美、隐恶、歪曲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如何规避上述现象？有没有科学的方法让我们趋近传记的真实性？“同步”传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路径。
瞬间实显与置放实存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丰富信息里充斥着对某些传主的臆断、传闻与谣言。抢占舆论场，确保个人“信史”，实现首位效应，传主应该高度重视这一“自保”策略。保持原本便是对自我的最大保护。“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保持“迹真”，唯有与其同步。传记家与传主必须在同一时空下共同此在，与传主保持切近，使传主在鲜活而源始的当前那里本真地呈现，是其所是、如其所是。这种“同步”在场是共时、真确、明见的，是元真领域中的“真实存在”。而传主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没有人能在他的“位置”上“回答”其内在本质与外在表象。唯有与其并时同步、面对面地深度沟通，传主才能亲身敞开、呈现他的本真状态。传记家与传主同时共在可以见证事件的“源始”，其“实录”是“实存”是“信史”。
在瞬间中实显，意味着传记家与传主此时此地的“同步”，使传主挣脱了匿名存在的宿命。传主开启的事件，有他内在的思想和外在的行动。那些参与事件的次传主跟传主来龙去脉的厚重关系，都可在传记家与传主“同步”的时空下得以实显。文随世移，时变代易。“同步”传记实显传主个性、轶事、立体多面、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此在，同时，也实显了特定时空里习俗、环境、人文精神与社会背景。传主在其每一瞬间开启自我的内外世界。与其“同步”的传记家作为亲历者，秉笔直书，褒贬自见。
唯有“同步”，传记家才能站在源头、滥觞之地，“防散佚，杜伪托”。刘歆曰：“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传记家与传主并时同步，传主有自辩余地，以供参照。“同步”传记使传主得以“自保”，留下“信史”，也可使读者了然于目，豁然于心。
“面对面”使内在走向外在
优秀传记不仅实录传主的外在行为，还应该探寻传主为什么有那种力量成就伟业。内心力量的无比丰富性正如：“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我国传记千人一面、脸谱化、抽象化、高大全的陈旧模式已经难以被读者接受。追求立体多面，善恶兼具的真实传主，成为一种内心渴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其内在的生命历程怎样造就了传主的别样人生？这应是传主坦诚无隐的。
传主内在的思想决定着他的行为，唯有并时同步，传主与传记家“面对面”深度沟通才能够真实呈现传主的精神性存在。此在的存在就是源始地、自在自为地“出离自身”，如其所是地自身呈现。传主绽出自身，不仅是曾在，更有当前。“面对面”探寻传主的内在精神，只是在瞬间这一时空里抓住了“事件”的源头和原动力。同时，传主的灵魂本质又处处透显着群体生活的需要。“同步”传记是传记家与传主、次传主“面对面”真诚相待、共同合作的历史产物。
“面对面”呈现的是传主与传记家的对话，传记家通过采访的形式获取传主内心的真实想法。传主的言说是他本真的思想表达。这牵涉到传记家叙述语言和传主语言的真实性。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从史家尚实的精神出发，要求史传作品据实而书，以“当世口语”保证细节真实，“事皆不谬，言必近真”。人物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同步”传记能够获得传主“己出之言”，其言传心达志、以言明志。传主之言公于世，其本真形态即可构成“信史”，同时又能“以言语观人之始。”
以“素心”求“信史”
传记家、传主、读者，实际上，他们是交流互动、接受与被接受的完整体系。因为传记不完全是一本书，是个人的历史，谁接触它，谁就是在接触一个人。它能感染读者，能在人的内心引起人性的共鸣。所以，“据事直书，勿加论赞”；“打开传主心扉，让读者去品味”；“把心交给读者”等都在强调“接受就是硬道理”。
以“素心”求“信史”。“素心”泛指公理，凡物无饰曰素。“素心”与析理居正相呼应，并为之所赖。唯有“素心”，才能实录无讹，善否自见。若无“素心”，“信史”难求。钱谦益指出：“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笔以欺天下后世，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同步”传记要求传记家与传主必须秉持“素心”，坦诚无欺。作为传主，必须清楚，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可谓无密可保，即便败走麦城，但书无妨。乾隆有诗曰：“盖闻王者无私事，有事皆应史笔书。”
另外，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有“首位效应”一说，即我们倾向于把最初收到的信息视为正确有效的，即便这个信息与同一行文中后面出现的信息相矛盾。这一学说更有力佐证了“同步”传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实现史志之书“有裨风教”，“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章学诚语）的教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同步者，为众所共见。”参与者互为佐证，不易失真。中国古代传记“史传合一”，其实录精神源远流长。传记家必须秉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隐恶”，“不遗善，不讳恶”，“史本天职，君过则书，不为讪上。”唯有直笔无他，求是而已。
传记家的“才、学、识、德”是其为传的前提和根基，这决定着传记家辨伪的识别能力和对传主价值的判断力。传记家不仅能窥隐情，以补“素心”之阙。还要对传主言说的过往，实地勘察、求证，采访当年的见证者或次传主，甚至传主的敌人，不听不信一面之词。传记家“直笔贵在不屈”，“随举一事而为之传，精而当矣。”
“同步”传记唯真无他，传主一旦偏离真实、真相，其被颠覆被解构的厄运便会造成整体形象的坍塌。“真实之史乃当代史耳”。同一时空下，还有不可计数的读者参与见证。唯有传主的真诚、真实，才能够引起人性的共鸣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这种并时同步，“我见为是”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又“倒逼”传主真实无欺，留下“信史”。（李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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