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尽管在此之前，不少诺奖得主都有过记者经历，比如略萨、莫言、凯尔泰斯·伊姆雷等，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仍旧被称为“首位获得诺奖的记者”，原因就在于她与别人不同，她不仅仅是记者出身，同时她的写作与新闻写作息息相关，被媒体称为“将新闻与文学结合”。
在莫言获奖之后，国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已经改变，许多人开始期待下一位诺奖得主，而这一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证明，诺奖的标准足够宽泛，问题只在于是否能有人创造新的高峰。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对于许许多多的记者和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们，无疑都是一个激励和提醒，对于中国亦是如此，我们的记者，离诺奖有多远？
报告文学的衰落
尽管被称为是新文体，但实际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仍旧被归于非虚构写作。而在中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同样非虚构写作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本世纪初，却悄然衰落，在今天，甚至许多时候都沦落为广告的承载者。
虚构写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忽然衰落？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在中国，非虚构写作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出现过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新闻记者很少，反而是一些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占据了主流。当时那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本身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当他们采取纪实的、非虚构的写作时，就比较容易写出影响力深远的作品来。恰逢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出现了一批影响巨大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而记者为什么在非虚构写作的盛世里声音不高？李兆忠说：“这和中国新闻本身的特征有关。我们的新闻，在当时并不像西方那样多元。记者更多是体制化之内的，新闻写作的规定非常多，局限性很大，因此很难像作家那样去做文学上的实验，去追求文学上的创新。因此，在非虚构文学的高峰时代，记者的身影比较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非虚构文学的巅峰时代快速消失，李兆忠说：“最开始，非虚构文学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几乎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反映反贪的、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映环境污染的等，当时各种社会上的现象和问题，都在非虚构文学关注之列。但到了上世纪末，非虚构文学的盛事戛然而止，快速地衰落，背后的原因很多，有管理方式落后，难以支撑发展的原因，也有市场化不完善的原因等。”
市场，一直被认为是非虚构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不过在李兆忠看来并非如此，他说：“事实上，相对于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读者。虚构文学的读者往往只是小众，而非虚构文学所表达的东西，往往事关千万人切身的生活。之所以我们的非虚构文学，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在今天很多时候变成了广告的另外一个名字，不是市场的缘故，而是和市场化不完善有关。”
新闻和文学的选择
新闻和文学之间有无界限，阿列克谢耶维奇显然证明了界限的不存在，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上，不论中西，新闻和文学之间，其实依旧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新闻写作往往会受到更多职业标准的局限，而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打破壁垒，往往意味着两边都不讨好，甚至意味着逾越了某些职业规范。
李兆忠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可能是诺奖史上唯一的个案，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未必会再有。有时候也会令人意外，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的不是普利策奖，而是诺奖。或许是因为她的作品中，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有震撼人心的东西，打动了诺奖的评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应该向她致以敬意。人类社会，总是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去关注、去挖掘那些最深沉的东西，去揭示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东西。”
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经历能否复制？或许还在未知之中，李兆忠说：“她把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打通了一条道路，找到了一个能够结合的方式。一般来说，作家和记者，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往往有着严格的划分，不同职业、不同功能，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表达的规范和原则也往往不一样。作家可能更加多元，更注重自我理想的实现，受约束更少。而记者相对来说，他的职业道德更加具体，很难像作家一样去自由地进行文学实验，去追求艺术上的风格。”
即便如此，也并不能代表不能逾越，李兆忠说：“并不能说两者不会交叉，事实上，交叉的情况非常多，记者成为大作家的很多，大作家去写纪实作品的更多。所以，这一次诺奖颁给了一位女记者，也是给人们提了个醒，告诉人们，多元化的社会中，应该有多元的文化，应该有更加开放态度和观念。”
不可缺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不可缺少，更不能变成仅供刊登广告的工具，尽管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消沉至今，但并不意味它不重要。李兆忠说：“一个多元的时代，应该有高水准的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它的存在，必须虚构文学来，对于社会的改进，对于社会问题的警示，乃至对于世道人心的改良，都有更加明显和具体的作用。”
非虚构文学来源于对现实的关照，李兆忠说：“正因为它着眼于当下，所以它往往关系到千万人的生活乃至命运。相对来说，虚构文学的影响可能更加隐形，而新闻写作，则多数倾向于短平快，难以挖掘深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更加细致地分析和提炼。不同的功能和特征，导致了表达方式的不同，效用的不同，缺失了非虚构文学，缺失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一种社会功能。”
阿列克谢耶维奇之所以有震撼人心的功能，正在于她对于人性、对于命运、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再加上她独特的手法，才造就了她独有的作品。相对来说，她的作品和中国当年的纪实文学辉煌时代的大部分作品还不一样。李兆忠说：“上世纪中国纪实文学辉煌的时代，更多出现的是那种宏大叙事，记述的对象也往往是那些英雄人物、或者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人物。相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视野更多放在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更多表达普通人在命运中的处境。这种差别不是文学观念的差别，而是现实环境的差别。相对来说，我们写英雄人物更多，和我们的社会状况有关，我们社会的枢纽，依旧在大人物的身上，因此只能表达大人物，所以看起来像是宏大叙事。”
在今天，社会在高速发展，但是我们的非虚构写作却并没有随之进步，从上世纪末开始，便陷入停滞，甚至出现许多备受批评的现象。对此，李兆忠说：“对于一些社会来说，不应该缺少非虚构写作，或许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非虚构写作也会慢慢重新复苏，承担它应有的功能。”
需要更开放的环境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记者身份获奖，让许多人思考，我们的记者，离这样的水准和境界还差多少？
怎样才能诞生出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写作者？李兆忠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例，在世界上都很难再出现。她的事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是写作的功能或职能。李兆忠说：“新闻写作也好，纪实写作也好，首先来说，应该实现它的功能和价值，实现它应有的品质。第一，当然是传递信息，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看起来这不是难事，但是如何第一时间准确而真实地把信息传递给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第二，在传递信息之外，就是它对于社会真实的深度挖掘和反映，并且给人们提供警示、启示。帮助社会的改良，世道人心的改善。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艺术手法的问题。”
固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独特而且成功，但正如评论家所说，她是形式上的成功，也是内容上的成功，“不仅表示了人类的情感史，甚至是灵魂史。”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同时成功，如何才能有更多表现人类灵魂的作品出现。对此，李兆忠说：“这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环境，让这样的表达有存在的土壤。其实不论是内容的表达，价值的体现，还是形式的创新，都需要好的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教育水平、素质都在不断地提高，可以说，如果有更好的、鼓励创新、鼓励进行独特创作的环境，必然会有好作品诞生。”（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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