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 9月7日，第二届中国公益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600多位政府官员、金融精英、公益领袖济济一堂，共同探寻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三十多位嘉宾分享了视野、观点和实践经验，重点就金融环境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公益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与推动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剖析。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公开谈及自己的公益理念与公益历程。
以下是熊晓鸽演讲全文：
这是我第一次谈到公益，谈到公益，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不赚钱，和金融怎么结合？前面几位都从各个不同的层次，谈了他们对公益、金融的理解。我在这里想以个人名义谈谈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另外在互联网的时代，怎么来把我们的金融力量释放出来，帮助我们的公益事业做得更好。
在办公室我是站着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肚子不容易大，我站着工作打电脑，在我的桌子前面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两个人，是邓小平和卡特先生在中美建交的一张照片，卡特先生给我签了一个他的名。为什么我说这张照片呢？这两位伟人我都是非常感激的。首先说邓小平先生恢复他的职位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高考。他恢复职位以后的第7天就做了决定，在中国重新进行大学的入学考试。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上大学，从此教育对我们一生的生活的轨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卡特先生因为中美建交，中国选派留学生，也是卡特先生和邓小平先生当时做了一个协议，因为这样的话我才去美国留学。所以我跟大家讲很重要的这两个事情，如果说没有这种教育，可能今天我也不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们读书的时候，在大学不要交学费，都是国家给的钱，同时还有奖学金，不叫奖学金叫助学金，还有个生活费。所以那时候读大学是不要钱的。
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拿了波士顿大学给我的奖学金，当时好大一笔钱，12000多美元，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去美国留学。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捐给我的，美国的哪位捐赠的。
我在十年前，在波士顿大学他们请我去做了校董会，我为什么愿意参加呢？当时请我参加校董的时候是不要钱的，没人要你捐钱的。参加校董会从来不问你要你捐多少钱，但是因为我是它的校友，好像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先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同时你要贡献多少时间。我现在做了十年的董事，我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最大的想法就是想了解美国主流的私立大学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而且美国私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组织，每年它的预算也非常大。在这中间我学会了，也知道了美国这种非盈利组织是怎么样运作的，也搞清楚了我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奖学金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IDG公司在中国，我在22年前建了中国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有幸投了一批很成功的企业，一共投了400多家企业，我们到今天为止有80多家企业，通过上市或者股权转让退出了。当然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宜信公司中来，虽然没有上市，但是做得非常好。
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认同唐宁先生办企业的一些理念，以及对社会公益的参与，这个非常的重要。
首先一点做公益，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很私人化的，首先是理念的认同，而且很重要一点，哪些事情你觉得非常重要，这个非常有意义。有人讲公益是自己出名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要做公益，如果能够做得很久，做得很好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有一些事情你可能开了个头，最后不做下去就觉得很失败，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堪的一个事情。
我还做了一个事情，我原来是做记者出身的，在国内参与办了很多的杂志，像《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电子产品世界》等等，98年引入了国外的版权，搞了时尚出版集团，提供很好的信息。另外还做了一个事情，大家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个《国家地理》的体恤衫。美国《国家地理》也是我们常年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中国出《华夏地理》、《时尚旅游》。《国家地理》是美国的一帮科学家们办起来的，他们也是非营利组织，那么多年一直关注空气、水、环境等方面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尤其在中国，我们对空气污染非常非常的关心。大家刚刚经历了阅兵蓝多好啊，特别开心，我们都希望每年多办几次阅兵才好呢。但是真正改善空气质量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想说一点，我们现在赶上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很多理念如果不经过媒体来传播，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同时要怎么样做，其实需要很多的创意。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财政有很多的钱，好像在中国谈公益一定是国家的事情。我觉得在公益方面做得更有效果的，反而是民间组织，而且更多的是我们个人。
我在20年前做了一个事情，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原来我想用我的母亲设一个奖学金，后来他们觉得还是用我的名字。今年正好是20周年。因为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她当时一个梦想就想到湖南大学读书，当一个学生。我后来设了一个奖学金，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这20年中间，我一共捐助了大概1000个学生和老师。今年正好是20周年，很多的学生都回来了，而且很多得过我奖学金的学生，都想把当年我捐给他的钱再捐回来，并且想捐更多的钱。大家做这样的事情就更加的重要。
我母亲当年在我毕业的时候死于脑溢血，其实是很轻微的脑溢血，今天是不可能去世的。8个月中间，我看了很多脑神经的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条件不允许。去年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也是做脑神经的科学家。全世界到今天为止，大概有5亿多人得了脑神经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人跳楼，抑郁症等等。在今天这个社会，因为互联网，很多小孩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网络游戏上，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比较差，出现更多的孤独症等等事情，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我也帮助麦先生在中国跟北大、清华、北师大发起了三个人脑研究院，已经做了4年了。每年我们给他捐赠100万美元，同时请国内的组织一起参与捐赠。因为这个，我们还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专家到中国研究，开研讨会，我们也请国内的博士后，还有一些研究员到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做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做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大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每个人当你的家里，你的亲人得了某种疾病，你觉得这种公益特别该做，所以和个人特别有关。我们IDG也是参与到你们公司的发展中间，同时在公益方面应该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做公益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其实很多的方法不是那么复杂的。但是通过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使得每一个个人在公益的项目中间，会有很多的参与和支持。但是最后一点还是公信力，这个钱花到哪去了？给没给你回报。
我刚才谈到了波士顿大学也好，《国家地理》也好，这个组织每年必须要盈利，像波斯顿大学每年预算要20亿美元，每年必须拿出盈余来改善学校的设施等等，他每年大概有5000万左右的盈余用于再投资，请更多的老师。
另外对付一些突发事件，他能够拿出一些方法来做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几年前波士顿发生了一个马拉松的爆炸的实践，爆炸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我们IDG的门口，我们办公室的玻璃都炸坏了，有一个女孩子叫吕令子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爆炸当天就逝世了。正好我们在开校董会，当时校董们就提出我们要成立一个吕令子纪念基金。在短短一个月内，吕令子纪念奖学金就超过了100万元，就是要支持更多的中国的，尤其是女生，如果到波士顿大学去读书，她有这种需求的话支持他们去读书。
当然她的去世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使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认识。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觉得做公益，尤其公益怎么样跟一个金融机构结合起来做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做的。
我过去一直认为做慈善，我自己觉得到处宣传做事情，完全是你个人的理解，你觉得哪个事情很重要，哪个事情值得做，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一个很有信誉，很有公信力的组织一起来做，尤其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个工具，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中国，我们觉得大有可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