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三无”科学家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 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 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 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 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 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 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 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 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 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 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