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天山戴着白色的雪冠显得尊贵而典雅。哈密县天山公社都还在沉睡之中时，牙和亚?热衣木就起床了。对于牙和亚?热衣木来说，每天都要上山放羊就是自己一天的生活。休息时，忽然看到旁边大树叉有一个洞，便好奇地伸了进去，手指碰到一包东西，他急忙拿出来，是一个用细麻绳密密匝匝捆住的一个纸卷，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弯弯曲曲的文字，牙和亚?热衣木对这些弯弯扰扰、奇特形状的文字却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最后交给了县文化馆。牙和亚?热衣木当然不会想到这就是西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回鹘 ...
东天山戴着白色的雪冠显得尊贵而典雅。哈密县天山公社都还在沉睡之中时，牙和亚?热衣木就起床了。对于牙和亚?热衣木来说，每天都要上山放羊就是自己一天的生活。休息时，忽然看到旁边大树叉有一个洞，便好奇地伸了进去，手指碰到一包东西，他急忙拿出来，是一个用细麻绳密密匝匝捆住的一个纸卷，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弯弯曲曲的文字，牙和亚?热衣木对这些弯弯扰扰、奇特形状的文字却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最后交给了县文化馆。牙和亚?热衣木当然不会想到这就是西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在哈密的问世，令倾心于西域文化研究的中外学者们无不为之瞠目。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在哈密的横空出世，让中外学者的目光一下聚焦在了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东大门身上。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因为牙和亚?热衣木的发现重现人间散发出千年的光芒，而牙和亚?热衣木也因发现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把自己的名字紧紧与其交织在一起。虽然距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牙和亚?热衣木却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已离开人间而让人忘怀，他发现的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在自治区博物馆向世人依旧展示着美丽而生动的面庞。其实，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正是牙和亚?热衣木所在的民族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留下的东西。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文是唐代时回鹘的文字，也叫古突厥文。回鹘本来叫回纥，后来报经唐政府同意后，改名为回鹘。所谓回鹘，即轻捷如飞鹘。回鹘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唐代，回鹘是大唐帝国忠诚的战士。回鹘著名将领契必诃力是唐太宗非常器重的大将，在征伐高昌鞠文泰的叛变时，契必诃力被封为行军副总管(1)，作为名将侯君集的副手，参加了讨伐战役，一举荡平了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回鹘经历了几次重要的信仰，除去古老的信仰萨满教外，他们还崇信过祆教、佛教、摩尼教。关于佛教在西域盛行的情况，从玄奘到法显几位大师都曾忠实的予以记录过。大约在5世纪开始直至伊斯兰教进入之前，西域各地佛教的分布情况是：以于阗（今天的和田）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主要信仰大乘教，这也是塞人为主居住的地方；以龟兹（今天的库车）、疏勒（今天的喀什）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西部、南部地区信仰小乘教，这一带地区主要生活的是大月氏人；而当时的高昌地区基本是大乘教，这也包括东疆的伊吾（哈密）。祆教是和摩尼教都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说到西域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我们有时过多看重了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以及改造，却对古代波斯文化的输入和造就没有真正予以正视。塞人、大月氏人皆来自与古代波斯，他们的到来，带来了祆教、摩尼教，对于打造西域文明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而这一切，最终也融入进了中原文化系统中。至今在哈密和南疆地区穆斯林群众过的重要节日——诺鲁孜节，就是祆教的文化传统。祆教崇拜火，摩尼教崇拜光明。回鹘汗国在牟羽可汗时期，摩尼教被定为国教，在天山南北有了很大发展。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一时期，正是高昌回鹘王国佛教蓬勃发展的当口，哈密绿洲属于高昌王国管辖。高昌的佛经翻译事业空前高涨，高昌发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妙法莲花经》《楞严经》等都是这时候翻译出来的。哈密既是属于高昌的领地，在这方面肯定深受其影响，哈密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和高昌的《弥勒会见记》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弥勒会见记》又名《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回鹘文为maitrismit，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同时也是一本大型佛教剧本。属于佛教小乘派，取材于未来佛弥勒成佛和解救众生的故事。它是由当时在东疆地区知名度极高的高僧圣月大师根据梵文翻译成吐火罗文，再由一个叫波热塔那热西提的翻译成回鹘文。从这也可以判断出，当时的哈密绿洲生活的主要居民就是回鹘，椐专家的研究成果，吐火罗是已经从敦煌、哈密、巴里坤被匈奴打败后迁到焉耆的原大月氏人。唐代称大月氏为吐火罗，这是一个极度崇信佛教的民族，佛教在西域大地的盛行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弥勒会见记》表现出的从容不迫的内容来说，还是从其炉火纯青的语言风格来讲，都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剧中语言优美，比如天中天佛尊者阿难陀的一段话：“她以世上罕见的奇珍异宝装饰并创造了我，而我以最纯洁的斋戒装饰了她。她以山珍海味养育并满足了我，而我又以仁慈的智慧使她沉浸于幸福之中也满足了她。她以世俗之水冲洗创造了我，而我以圣神的八流之水冲洗了她，并将八十八种耻辱和烦恼之浊从她的胸前心中洗净。她以世俗的花朵装饰了我，而我以菩提之花卉装饰了她。所以说世俗财产很难与上述的功德相提并论。”通过作品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和完美的艺术手法以及演员的相互对白、独白、旁白以及对人物形象特征、心理活动、情感变化和场景、气氛、时间、地点、服装、布景、道具、音乐、动作等方面精辟的语言文字描绘，以充实可信的故事情节，成功地运用舞台表演形式体现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西域戏剧的成熟被完美地体现了出来，给了我们充足的想象空间。青青绿洲，用生命沟通了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楔形的尖角，插入恶劣浩瀚的沙漠。在文化的对流中，印度文化、希腊文化、陀罗文化、中原文化汇成文明之河。可以说，《弥勒会见记》的出现和形成正是文化交融后所形成的西域佛教艺术特有风格的舞台戏剧。这种惊人的成熟正是多元文化营养催生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戏剧而言，也正是有了西域戏剧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才赋予了中国戏剧丰盈的文化魅力，也正是如此，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视这一切时，就会发现，只有文化的多元交融，才会生长出独特的本土文化，乃至于造就出底蕴丰厚的地域文化来。伊斯兰文化进入后，回鹘时代的信仰和文字被彻底弃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论是从心理还是文化上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寻找西域文化的多样性时，回鹘文及当时所信仰的佛教文化成为研究西域整体文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在西域相当长的时期里，西域是盛接佛教文化的钵，在佛教文化的渗透中，从今天佛教残留的遗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那如潮水一般的气息。从西边的喀什噶尔的莫尔佛寺，中部佛都龟兹------今天的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东部佛都高昌-----今天的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再到我们这个新疆东大门-----哈密的白杨沟佛寺，都见证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从辉煌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焉耆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是这一时期活生生的文化样品，尤以哈密文本为世界最完整。《弥勒会见记》根据专家的意见，共27章，哈密文本有25章，吐鲁番文本仅剩残页，焉耆的吐火罗文本也只剩下不多的几章，哈密文本成为了至宝。剧本内容是，年逾120岁的婆罗门僧婆婆离，在梦中受天神的启示，想去拜访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自前往，便派弟子弥勒等16人，代表他去谒佛致敬，恰好弥勒也在其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允。婆婆离告诉弥勒等人，如来佛身上有32个人像，只要看到这些人像，那就是如来佛，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如来佛，弥勒等人奉师命来到如来佛身边，果然看到32个人像，提出大道青天，凡物人间，几十个问题请教32个人像，32个人像分别回答凡人的提问，答辞明晓易懂，道理深刻，使弥勒得以受益，遂入佛道，而自称弥勒佛。 《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翻译者为圣月。圣月，是唐代著名的佛学家和经书翻译家，他与当时焉耆的法来高僧，福受高僧等佛学家在西域都颇有盛名，圣月将《弥勒会见记》从梵文译成吐罗火文，后经回鹘翻译家译成回鹘文本。译本第一章结尾有精通一切经书的，饮过毗婆沙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文译成吐火罗文，婆塔那热克西提又从吐火罗文译成突厥文。中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文本大约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形成。当代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阿不都西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经潜心研究，认定《弥勒会见记》的最早版本大约在公元初几世纪就已出现，大约应该首先出现在龟兹一带，这是因为吐火罗人也就是大月氏人醉心于佛教，而西域当时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就在龟兹，它强烈的辐射让整个西域都感受到了佛教发出的光芒。哈密文本的发现，具有着重要作用，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仅证明了回鹘民族对于佛教文化的深深浸染，更为重要和积极的意义在于佐证了西域戏剧在当时的高度成熟，而这个成熟期更早在公元初就已出落的得体而仪态万方了，到了唐代时，又西风东渐，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戏剧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九世纪初，回鹘分为三支，葱岭回鹘、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从哈密---敦煌---张掖基本上为高昌和甘州回鹘的地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熏陶，造就除了迥然而异的文化风格。葱岭回鹘和高昌回鹘被伊斯兰化后，佛教文化基本全部推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信仰的转变造就出了新的文化传统。甘州回鹘包括附近的沙州回鹘则一方面保留了过去的文化，一方面和同属于佛教系统的藏传佛教进行了融合，更由于和蒙古族的交融，形成了新的民族载体——今天的裕固族。甘州回鹘曾经是龟兹回鹘的一支，到河西走廊被称为“黄头回纥”，以后又称“撒里维吾尔”、“黄维吾尔”，以示和新疆维吾尔的差别。其民俗、服饰、民歌、信仰都与新疆维吾尔族不同，成为两种文化形式，也堪称是历史在那一瞬间写下的一个清晰的记忆。哈密遗存的大量佛教残址，见证了佛教文化的兴衰，目睹了伊斯兰教文化的崛起。在文化的游动中，《弥勒会见记》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这注定是一个奇迹。那个在逃避中慌忙把这个剧本藏进树洞的教徒怎么也无法想到，正是他这虔诚而又无奈的举动，一段偶然给我们留下了想象，哈密文化史又被浓墨重彩地饱添了一个沉甸甸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记忆深处，一个曾有过的光亮又鲜活地在不经意间忽然就光彩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