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不只是中国，还有日本（1981年日本政府公布常用汉字表共收入日本社会生活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和新加坡。
朝鲜从1949年起全面废除使用汉字，逐渐过渡到一律使用表音字。不过1968年在金日成指示下，修改了使用表音字方案，逐步恢复汉字教育。目前朝鲜小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学习汉字，至高中毕业止学习1500个汉字。大学期间再学习1500个。共计教授3000个汉字。
韩国在上个世纪也一度废除汉字，1968年，韩国的朴正熙总统下令从1970年起，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在其后的30年当中，小学完全取消了汉字，初中高中仅向学生教授1800个汉字。这一原因造成韩国20--40岁的人几乎完全不懂汉字。他们被称为"表音字的一代"。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时代潮流。近年韩国还冒出了汉字源于韩国的怪论。
越南在历史上也用过汉字，并长期使用类似于汉字的文字——字喃（或叫喃字，可能是在公元二世纪由时任交州刺史的中国人士燮按假借法创制的。喃字在十三世纪即陈朝时形成体系。19世纪末，法国在越南强行推广拉丁化拼音文字，以便使越南人通过拼音文字学习法语，最终消灭拼音文字，维持法语在越南的独尊地位。处在民族危机中的越南人民看到了拼音文字简便易学的优势，他们接受了这一文字，放弃了复杂难学的喃字），此外琉球王国（1429——1879年）并入日本前同时使用汉字和日文。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圈的最稳定、最核心的成员，显示了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一面输出本国文化，一面也在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吸取着多种多样的异域文化，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没有这种双向的开放和交流，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也很难如此丰富多彩、富有活力。在对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国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在古代是印度，在近代是日本。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语言方面可见一斑。
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日本社会迅速分化，终于导致了1867年的倒幕战争。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马不停蹄地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割据势力，学习西方，大刀阔斧地维新起来。而此时的中国也基本上消弭了大规模的内乱，对外经过庚申之变也实施了一些开明的举措，办起洋务，局面一时改观，统治者也不禁以“中兴”自诩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起到了中国人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的作用。在这里，最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的最早讯息，比如西方的历史、制度、法律、科学、教育、启蒙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大都是最早通过日本人的译介而接触到的。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日本人感到使用原来采自中国的文言词汇在表达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于是一些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语文资源加以改造，制造出了汉语中原来没有或虽有但意义不同的新词语来表达这些新事物。后来这些词语又经过中国留学生辗转进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语言里，使汉语萌发出了新的活力。
这里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
白夜、百日咳、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备品、背景、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标本、标高、表决、表象、病虫害、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财阀、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花、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作、储藏、储蓄、触媒、传染病、创作、催眠、催眠术、错觉、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贷方、单纯、单利、单位、单行本、但书、蛋白质、导火线、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低能、低能儿、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质、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短波、二重奏、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针、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子、风琴、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服务、服用、辐射、复式、复员、复制、副食、副官、副手、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炮、高周波、歌剧、工业、攻守同盟、公报、公立、公民、公判、公仆、公认、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和、共鸣、古柯、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度、观念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告、广义、归纳、规范、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税、国体、过渡、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曲、回收、会谈、会社、混凝土、活跃、火成岩、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尖兵、尖端、坚持、检波器、简单、见习、间接、间歇泉、间歇热、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通、交响乐、脚本、脚光、教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静脉、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绝对、觉书、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看护妇、看守、科目、科学、可决、客观、客体、课程、肯定、空间、坑木、会计、扩散、浪人、劳动、劳动者、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类型、冷藏、冷藏车、冷战、理论、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量子、了解、列车、淋巴、临床、领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流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坛、论战、落选、码、麦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盲从、媒质、美感、美化、美术、免许、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细表、命题、母体、母校、目标、目的、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力、能率、农作物、暖流、偶然、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平假名、平面、评价、坪、旗手、骑士、企业、气分、气密、气体、气质、气船、气笛、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强制、侵犯、侵略、勤务、清教徒、清算、情报、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权利、人格、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日程、溶体、肉弹、入场券、入超、入口、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效、时计、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变、事态、事务员、手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入、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角、所得税、所有权、索引、他律、塌塌米、台、台车、太阳灯、探海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务、誊写版、体操、体育、天鹅绒、天主、条件、铁血、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书馆、退化、退役、瓦、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论、卫生、味之素、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室、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无产阶级、无产者、舞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物质、悟性、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现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相对、想象、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拴、消极、小夜曲、小型、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信托、信用、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序幕、宣传、宣战、选举、旋盘、学府、学会、学历、学士、学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训话、训令、讯问、压延、雅乐、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奏、燕尾服、羊羹、阴极、业务、液体、医学、遗传、义务、议决、议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意匠、意识、意义、意译、阴极、音程、银行、银幕、引渡、印鉴、印象营养、影象、优生学、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原理、愿意、原则、原子、原罪、原作、远足、运动、运动场、运转手、杂志、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阵容、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径、直觉、直流、止扬、纸型、指标、指导、指数、制版、制裁、制限、制御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裁、仲裁人、重点、重工业、株式会社、烛光、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转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品、作物、作者、座谈、坐药。（注：这些词语摘自『天涯杂谈』上的帖子：“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有多少”，发帖人feesher）
这里我们我们看到语言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看到了中国的汉语言是多么大的一座宝藏，也看到了日本人的智慧。当然中国人也不缺乏这样的智慧。在从日本进口汉语新词汇的同时，中国人也在以类似的或不同点方式大量地制造着这样的新词，其中一些是音译，当时比较流行的“烟士皮里纯”（今译“灵感”）、“哀的美敦书”（今译“最后通牒”）等。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之后，中国人就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来造词了，造出了更多更能让人们接受的新词，并且进口转外销，又向邻国大量地出口了。
随着这些“似曾相识”的词语的大量涌现，汉语文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的语文至少有两套，即文言和白话，前者主要用于书面，后者主要用于口语，长期存在书面语与口语截然不同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中世纪也曾存在过）。而这些新语词的使用，一个方面在革新着中国人的白话，一个方面又在冲击和改变着古旧的文言文，后来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不是无根的，是社会变革急剧冲击和缓慢渗透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种声势浩大的废除汉字、汉语，用拉丁文、世界语取而代之，实现汉语文拼音化的思潮，持此主张者著名的有鲁迅、钱玄同、巴金等人。汉语汉字本身海纳百川的自我革新能力成为她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关键。
语言文字的变化虽然没有政治变革那样迅速和明显，历史上有意识的语文革命也不多见，但却是社会变革中极重要和有趣的部分。历史上导致语言文字变化的因素有许多，有些是改朝换代造成的，新王朝往往会在语言上做些文章，以表现天命所归，比如王莽就最擅长这一招；有的是政治革命后观念的革新带来的，比如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提倡移风易俗，颁令废除了老爷、大人等旧称呼，而代之以“先生”；有的是从外国或外族借来的，比如汉语中许多带“胡”、“番”和“洋”字的词语就是不同时代中外交往和民族交流的产物，当然更多的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标志，比如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大量新语词；有的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产物，过后便烟消云散，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新语词：“走资派”、“武斗”、“红卫兵”、“孔老二”、“牛棚”、“狠斗私字一闪念”、“伟大的舵手”等等；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革命。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由“以日为师”，以欧美为师最终转向以苏俄/苏联为师，俄国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有“干部”、“同志”、“布尔什维克”等。20世纪晚期以来的语言变革则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它给我们带来了诸如小康社会、股市、下岗、再就业、科学发展观、WTO、网络、手机、打的、空姐、以人为本等新语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是中国语言变革最剧烈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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