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旭晖
南中国海局势在后仲裁时代依旧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局面。7月，东盟（ASEAN）外长会议未就南海问题对中国立场达成一致，但8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满洲里举行会谈，双方就应对海上紧急事件外交高官热线平台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两议题达成共识。不过，同期新加坡呼吁南海争议各方遵守国际法，总理李显龙出访美国时亦表明希望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中国官方就表态称，希望新加坡尊重中国国家利益，在南海争议一事保持中立。就此，笔者采访了南洋理工大学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教授Alan Chong博士。Chong博士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专家，尤其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研究。Chong博士早年任职于新加坡国防部，也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本次采访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中新两国关系ASEAN与南中国海争端和大国政治与新加坡外交。
中新两国关系
沈：目前新加坡是中国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对新加坡而言，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哪些关键利益？两国目前关系发展又有哪些领域受到阻碍？
Chong：对新加坡而言，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自然是两国关系核心利益所在。除此之外，鉴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体量和角色，新加坡希望中国能为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中新两国在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上有诸多共识，但新加坡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立场有所担忧。
沈：中国与新加坡两国硬实力（hard power）差距颇大，新加坡如何处理对中国的关系？
Chong：新加坡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共享有益的发展理念。新加坡和中国都是在极为艰难的境遇中谋求经济繁荣和稳定，双方都重视善政（good government）和政治稳定，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这些都是两国共有的战略性关切。在天津生态城等中新经济合作项目中，新加坡致力于与中国既有的资源和技术实力进行互补。新加坡受自身资源所限，不得不精于用有限的资源取得最大回报，而这正是中国亟需的管理技巧。新加坡通过经营在中国的项目，可获得新加坡本地无法拥有的大规模开发运营经验，然后将经验推广至第三国项目中。此外，新加坡企业也可以通过参与在中国的合作项目进入中国市场。最后，众所周知，中国也密切关注新加坡作为一党制国家如何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
沈：当我们谈论中新关系时，ASEAN扮演怎样的角色？
Chong：当我们将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关切和中新关系结合来看，ASEAN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加坡始终希望与中国和与ASEAN的关系不发生冲突，如新加坡力促中国与ASEAN达成自贸协定。在ASEAN内部，新加坡与各成员国一致认同将避免使用武力作为地区建构的一环，而一旦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这一原则就会受到挑战。这正是新加坡需要与中国在政治层面谨慎协调之处。新加坡不能放弃其对ASEAN的责任，而中新关系尚不能达到联盟水平。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加坡始终会对其他ASEAN国家抱有同情，并作为其利益相关方。新加坡与菲律宾的关系即是如此。总之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必须在外交上谋求平衡。
ASEAN与南中国海争端
沈：你如何分析目前南中国海的局势以及中国在此区域的战略目的？
Chong：对中国而言，伸张主权无疑是其最明显的目标。在收复了前殖民地香港、澳门之后，中国不意外地会更加注重台湾、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和钓鱼岛。除了领土主权问题，经济资源利益也很重要：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都被认为富含油气资源，并有大量渔业资源。中国的渔民自然希望独享这片海域的捕捞权，但是相关海域的其他声索国渔民同样对这些渔业资源有所主张。对中国而言，1949年之前的政治史意味着南中国海问题事关重大，但谁也不能否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亦赋予了其他声索国在这片海域的合法权益。各个争端国家关于历史权益的主张近乎无头公案，谁又能声称自己的历史权益高于他人？南中国海纠纷可能会长期僵持下去。
沈：中国长期以来要求通过与争议国进行双边谈判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ASEAN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在这一争端中的利益和立场是什么？
Chong：ASEAN的利益可从两方面分析：首先，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这四个争议国都是ASEAN成员国，它们有充分的外交理由将ASEAN作为重要的发声平台。其次，ASEAN本身的各项机制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文件，都包含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争议的原则。ASEAN成员国的共识是，如果领土争议难以在短期内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方就不应急于为解决争议设定固定时间表。因此，ASEAN必然是南中国海争端的持份者，不过它的利益和立场完全是以维持地区和平、促进经济繁荣为出发点。
沈：新加坡与中国并无领土争端，但其是ASEAN重要成员，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又如何？
Chong：新加坡是ASEAN创始国之一，为ASEAN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的存在有巨大付出，广受尊重。这些都是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间接利益所在。此外，新加坡是贸易大国，对各国在南中国海于国际法保障下的航行、飞越自由有着重要诉求。再者，新加坡与中国和其他ASEAN成员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让新加坡享有特殊的中间人身份。如果中国和ASEAN成员国争议方希望开辟另外的渠道来讨论争议、减少摩擦，新加坡将是最合适的场合。
沈：在最近的评论中，你指出常设仲裁法院（PCA）就菲律宾诉中国案的建设性模糊判决，正好为ASEAN的外交提供了空间。ASEAN Way作为处理ASEAN内部关系的准则，如何适用于处理ASEAN对外关系，尤其是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Chong：The ASEAN Way的要旨在于，通过共识而非武力作出决定。这对南中国海问题尤为关键，因为它不对各争议国的主张作出非黑即白的判定，而是强调保持对话。ASEAN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看似被动的政策，正是为了保持足够的政治空间促成对话。事实上，尽管目前中国官方认为PCA的判决无效，但仍认同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的目标。后者正是基于中国与ASEAN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的多轮对话，以及双方在199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
大国政治与新加坡外交
沈：中美关系如何影响新加坡的利益？
Chong：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与中美两国发展了特殊的关系，中美私下都曾就亚太地区局势咨询新加坡。新加坡希望将中美关系与日本在地区安全中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中美日三国中任意两国都不应合力对付第三方，三国间频繁的经贸文化往来，应当成为阻止三方关系滑坡的刹车。一旦出现武力冲突，对三方利益都不利，亚太地区的局势也会失序。在这一方面，新加坡乐于向中美提供自己的意见，并且当中美两国关系中一方过于逼迫另一方时，新加坡也会试图缓和矛盾。在大国政治中，新加坡硬实力太小，但来自小国的意见往往对大国处理彼此间长远关系有重要价值。如果亚太地区爆发另一场大国战争，新加坡注定难以为继，它依赖每一个大国。
沈：你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演化，新加坡又将如何应对？
Chong：理论上，中美两国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应当阻止两国爆发任何剧烈冲突，但这并非大国外交决策的现实。在危机时刻，两国考量国家利益的视角差异显着。这就需要两国努力发展非正式外交关系，并有意识地构筑一个建设性政治缓冲区。如果中美双方政治军事精英都持善意和包容的态度，中美关系可以渡过绝大部分危机，无论是非理性的领袖换届还是海上意外冲突。新加坡当然愿意提供这方面的咨询，但这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对它们的关系作长期考量。
沈：你曾将新加坡外交思想总结为精炼的现实主义（abridged realism），它如何指导新加坡在亚太大国政治中进行外交？
Chong：这一外交思路是，在战略野心上保持谦虚，但积极把握一切可能机会嵌入国际经贸体系。新加坡积极发展与各国家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这一思路的实践。在亚太地区，区域化／全球化与大国政治的运作逻辑是矛盾的，新加坡则致力于缓和二者之间的对立，包括强调多边主义多赢等。精炼的现实主义意味着新加坡更关注各方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有的国家对冲突另一方口诛笔伐，但在经贸文化交流实践中颇为友善，新加坡外交决策者就倾向于从后者而非前者来解读外交信号。
（本文由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沈旭晖策划，黄思为笔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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