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学者 黎蜗藤
巴黎恐怖主义袭击案惊动全球，在哀悼死伤者的同时，必须进行反思。反思有多个维度，但从技术性的维度看，法国国安部门对恐怖袭击的情报掌握和分析能力的低下，可能是无法阻止恐怖袭击的主因。巴黎恐怖袭击并不是像波士顿爆炸案一样的个人起义，而是有组织有预谋和经过长期策划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通常需要经过大量的通讯过程，也会留下众多的蛛丝马迹。现在已经知道法国国安部门至少错过了三条有关的信息。如果他们能够注意到这些信息，又或者他们能监测到更多的信息，就有可能阻止此案。联系到今年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和列车袭击事件，法国防御恐怖袭击确实有致命的缺陷。倘若类似事件在美国，很可能就能够避免成事。
公义不能凌驾法律
由此很自然地联想到斯诺登事件。在斯诺登从盗取了史无前例的、数量巨大的文件，以及公布了很多文件之后，美国情报部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外交部门也遭到了尴尬（这种尴尬在曼宁泄密事件中已经经历过一次）。正如美国前CIA主管James Woolsey所说的，美国在国内被左派指责，在国际也被欧洲盟国指责，被迫减少对情报的监控，也降低了和欧洲情报部门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以致美国难以像以前一样与欧洲充分分享情报，携手合作对抗恐怖主义，最后令欧洲的防范水平无法应对这种本来可以防止的恐怖主义袭击。他直言，斯诺登是应当为此负责的人。
尽管把悲剧完全归咎于他显然并不正确，但斯诺登泄密行为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甚至可能是致使悲剧发生的很重要的一环。
斯诺登的出发点在于公义。无法否认公义有时高于诚信和法律，但在很多时候，特定事件中所涉及的公义是否如此重要，乃至可以不顾诚信和法律而去维护，却很成疑问，而这又高度依赖于当事人的判断。如果他阅历丰富思想成熟，那其判断就可能更为正确；否则，他很可能因一时之念而铸成大错。斯诺登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斯诺登的动机最主要是他认为监听是一种不正确的政府行为，因此他，作为一个知情者，必须揭露这种行为，通过舆论的手段迫使政府作出改变。但他忽视了，美国政府的监听不是无缘无故的，也是有效的：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就宣布监听行动挫败了约五十个恐怖主义活动。这些监听还对其他国家有裨益：正是靠美国的情报，德国才在2007年挫败了一起针对德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在美国监控问题曝光之后，英加澳新等盟友都支持美国的做法，因为她们都从中获益。
合理制度不容破坏
至于斯诺登另一个曝光点点，是美国监听外国元首的对话，及对外国进行间谍活动。他把这作为天大的事情，正好反映了他对国际关系的极度无知。间谍活动是有国家以来就有的行为，任何一本大学国际关系教科书都会写道，这种行为是国际关系的NORM，是各国都预期其他国家会对自己做的事。为争眼球而假作无知的媒体，借斯诺登事件炒作这些国与国之间的潜规则，引发民族主义分子鼓噪，除了伤害盟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可谓毫无贡献。事实上，所谓的受害者默克尔，最近也因被传出德国也监听盟国领导人而尴尬。可见斯诺登以此为正义，真是幼稚到极点。
美国和盟国因为斯诺登的行为而损失巨大。现在斯诺登在逃亡俄罗斯多年之后，见识到普大帝，终于醒悟过来，要求和美国司法部讨论回国受审的事。
这里花这么长的篇幅讨论斯诺登，就是想说明，有时当事人心中所信奉的正义，其实未必如此重要，值得付出毁坏一个制度的代价。特别考虑到这种制度本身建立的时候，也早已衡量过各方利弊的情况下。
香港最近出现泄密风波，很多人以斯诺登为例子为泄密者辩护。但从斯诺登引起的后果来看，这是一个反例而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它不但不能合理化泄密者的行为，反而提醒泄密者和以后可能的泄密者，行事之前要多问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判断当中的正义有多重要，其后果有没有可能比正义得不到伸张更为严重，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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