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贵州省扶贫开发大会对当前和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作出部署。
新时社网评论员 郑曼玲
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在人事布局上的一举一动皆吸引外界关注，贵州省新科“代省长”孙志刚的空降便成为最新的亮点。
曾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孙志刚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经历颇为丰富，曾在武汉、宜昌等地工作，并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和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在安徽工作期间，孙志刚因为抓医改政绩突出，获得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随后便于2010年底，上调中央进入部委工作，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进入正部级官员的队伍。
而孙志刚此番履新，也意味着已经在书记、省长岗位上“一肩挑”长达三个月的陈敏尔，可以卸下政府事务，更专注于宏观把控和路线指导，正式开启其“贵州一哥”时期。
被视为中国政坛新生代“潜力股”的陈敏尔，虽然处事作风低调，却已备受外界注目。最是为人熟知的，是这个“60后”官员，从出生、学习到工作，都带有浓厚的“之江标记”，曾在浙江工作长达30年，从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宣传部干事，成长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常务副省长，直至2012年调任贵州。
正是在其主持浙江宣传工作期间，《浙江日报》开辟了“之江新语”专栏，成为展示早期习近平执政观点论述的窗口。2012年，在省级党政主官（省部级正职）占绝大多数的十八届中央委员群体中，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陈敏尔罕见地以省部级副职身份“入围”，就被看作是他在政坛中上升空间广阔的信号之一。
将这样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前途看涨的政务官和一位来自中央部委的成熟老练的事务官搭档起来组建班子，主政西南偏远省份贵州，显然别有用意。因为，虽然贵州份属欠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不显山不露水，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具有特殊的地位。
80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贵州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也因为如此，不少中共高层在上任之后都会到此“朝圣”，汲取经验教训。1991年和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曾两次视察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亲笔书录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着名词句，至今仍悬挂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的显要位置。而对于曾在此地历练3年的胡锦涛而言，贵州更具有特殊的意义。2012年12月，刚刚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罕见地到访贵州视察遵义。
就在今年6月，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考察贵州，第一站也选择去了遵义。他还在贵州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区的一把手均参加会议并发言汇报。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时。至今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只召开过两次多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会，除了贵州这一次，另一次便是5月份在浙江考察时，召集华东7省市书记举行的座谈。两次座谈会，一东一西，14省份党委“一把手”参加，涉及全国近一半省份。这个一方面凸显了浙江及贵州在东西部各领风骚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在习近平及其团队眼中，扶贫开发、改变老区落后面貌与增强后劲、扭转中国经济颓势，具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而他在贵州座谈会上部署扶贫工作时，特别提出要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工作。这一席话，或许也可以为一年来中央在地方人事格局上的“排兵布阵”作出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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