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地图
土耳其华侨华人九成是维、哈等族
据2000年的统计，土耳其约有华侨华人8万人，其中，汉族只有1/10，60%是维族，另外的30%是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绝大部分都和中国国内有着生意往来。其中，维吾尔族约5万人，哈萨克族2.5万人，尚有少量的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和汉族（据中新网《土耳其华侨华人概述 普遍认为新疆是故乡》）。这是有资料可查的最新数据，实际上随着近年中土关系的发展，经贸的流通以及人文、旅游等社会交流的提升，短期、频繁出入土耳其的中国公民数量呈增长态势，但是由于这些中国公民并不是以定居为目的，故而并不能算入“侨”民的类别。总的来说，土耳其华侨华人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为主，而不同民族的华侨华人之间基本并无来往。土耳其华人普遍认为中国是其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新疆是其故乡，并与新疆保持着一定往来，例如在土耳其的Amasya维吾尔区，该地区就有约5万维吾尔人，当地维吾尔人介绍说他们在历史上率领西征蒙古军队（由维吾尔人组成的蒙古西征军）来到土耳其凯撒里省并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土耳其华侨华人群体与其他国家华侨华人相异的一大特点。具体来说，在土耳其的各民族华侨华人中，维吾尔族华侨华人的主要组成有三类：一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喀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体后由新疆经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辗转到土耳其定居者，现主要聚居在开赛利；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朝觐、探亲等身份出国者；三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出走者。后两部分人现大部分集中在伊斯坦布尔。
哈萨克族华侨华人的主要组成略有不同，但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印度迁入土耳其者，其中一部分是20世纪30年代躲避盛世才屠杀从新疆逃往印度者，一部分是受反动牧主拜克裹胁于1949年由新疆经西藏抵印度者，后分别于1952、1953年迁入土耳其定居，现多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二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的出走者；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朝觐、探亲等身份出国者。维族主要居住在开赛利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哈萨克族则聚居在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认为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和新疆的维、哈族与土耳其同族、同语、同文、同教，因而在其入籍方面给予优待政策，除新移民持中国护照外，新疆籍同胞几乎均已加入土耳其国籍，华人地位与当地人平等。由于土耳其优待中亚突厥语系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族华人在大学录取过程中，享受同等优先的待遇。20世纪30－40年代维吾尔族华人赴土耳其者多经商、开杂货店，较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土耳其者，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炙诊所，经济实力较前者逊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估计有近5000人新移民进入土耳其。他们大多是维吾尔族，以探亲、朝觐身份出国后经亲友担保居留土耳其，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目前，维吾尔族华人华侨大多数从事中土之间的贸易，主要做服装、丝绸、中药材、家具、办公设备、家电、电子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还有的经营房地产、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饮业等，也有不少人在跨国公司供职，收入可观。他们逐步开始融入土主流社会，生活水平处于中偏下。哈族华人华侨原先大多从事制革、皮衣加工和销售，收入非常可观，生活比较富有，但近年来，受市场的冲击，皮革、皮衣销量下滑，经济实力不如以前，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侨情特殊：与国内分裂势力有复杂联系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到，土耳其侨情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土耳其华侨华人多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与中国新疆省的渊源很深，来往频密。新疆境内的13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人有亲戚关系。很多民族是跨境的，同文同教。土耳其“维吾尔工商协会”是一家华人华侨企业家组成的社团，成立时有100多家名华侨企业，还有200多名留学生，“这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海外商会，至少在土耳其是唯一的。”（据新时社网《两会上的维族面孔：在土耳其经商被疆独分子骂》）除进行商业贸易之外，也会向土耳其政府和民间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中国相关政策，并团结当地侨胞，为当地华侨服务。
第二，土耳其的移民政策受到其国内政治影响，宗教因素在外交中多有体现，损害了中土关系的基础。近年来，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受挫，重返中东“零问题”外交也四面撞墙，激化了民族主义思潮，也助长了土耳其社会的激进宗教情绪。2015年7月初在伊斯坦布尔爆发的因“中国少数民族待遇问题”发生的反华示威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心理想”就来自刚刚晋升议会第三大党的激进右派政党“民族行动党”。此次集会参加示威的人群不仅仅高举土耳其国旗，还打出了蓝底星月的“东突厥斯坦国旗”。参加集会的人群中，不仅仅有土耳其本土的右翼分子，也有一些偷渡自新疆的“土耳其公民”。即便埃尔多安政府本身，对是非曲直也模棱两可。埃尔多安曾公开抨击过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担任总理特别是应邀访问新疆后，一度趋于客观和务实，谨言慎行，但其认知中的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主义并未明显改观。土政府虽然表面上禁止在土耳其居住的维吾尔族中国公民参与反华政治活动，但私下睁一眼闭一眼。因此，新疆问题始终是中土关系中持续低烧的病灶，每遇大的波折，就引发双边摩擦和争执。土政府这种宣称“国门将一直向维吾尔兄弟敞开”实际上却非法转运和接纳移民的方式无疑于火上浇油，土耳其需要防止其对华政策进一步被涉恐组织绑架，否则只会加剧中国公众对其作为恐怖分子避难所的印象。
第三，正因为土耳其与新疆之间存在的渊源以及土耳其国内政治中“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东突实力和其他疆独分子往往将土耳其视为活动基地和保护伞，影响了正常的中土关系，也增加了地区不安全因素，更是对土耳其当地的新疆籍华侨华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无论是早期的新疆分裂势力领导人阿力普提肯和伊敏，还是后来形形色色的各类“疆独”势力，都将土耳其作为自己重要的“大本营”。早期的“疆独”势力往往借助于个人在土耳其国内的人脉，来获得土耳其对于自己的支持，随着土耳其和中国关系的不断发展，“疆独”转而通过舆论、宣传和学术等手段来抹黑中国，获得土耳其的同情，进而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决策。在此背景下，任何土耳其政府，尽管不少信誓旦旦地在访华期间表示“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回到土耳其后，面临政治竞选残酷的搏杀，都不可能完全抛开新疆问题。
从2014年开始，新疆地区的维族“疆独分子”偷渡到中国南部的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地的人数有所增加，不少偷渡人员被当事国的边境安全人员以逮捕。但是在逮捕之后，这些人往往声称自己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馆也会第一时间前往“探望”，颁发土耳其护照并要求当事国政府予以释放。这与中国政府要求当事国遣返的立场相悖，中国和土耳其也往往因此事件而经历多次外交风波。土耳其国内媒体往往十分关注这些被扣者的命运，通常会及时地跟进报道，并且以自我想象的莫须有罪名抨击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本国公民同许多中东国家公民一样，往往对于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在媒体自我营造的意境“忽悠”之下，往往容易形成偏激的热点议题，刺激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成为了土耳其国内极右翼分子“发飙”的理想话题。
发挥疆籍侨胞积极一面的作用应是侨务政策重点
因此，可以看到，在土耳其的华侨华人不仅有民族上的分族群居，彼此并不互相来往，更有疆独分子和普通华侨华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在论及海外华侨华人时，政府和学界通常是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对这一华族群体表达赞赏和欢迎，但是不可否认疆独分子等分裂势力也同样是华侨华人群体中的特殊组成，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同样代表着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坏新闻往往比好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更大，因而一小撮“反华”的华侨华人群体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破坏不容小视。也正是因为这样，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在沟通中土关系，传播正面中国形象上的桥梁作用更为重要和紧迫。不仅如此，于中国而言，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土耳其有着7000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且处于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地位，直接关乎倡议的成功落实。同时，土耳其也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产能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改善就业和民生。因此，如何发挥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反华势力的负面影响，是今后国家侨务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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