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观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宋馥李
空缺一年有余的山西运城市委书记，最近终于补上了缺：来自河南济源的市委书记王宇燕，跨过黄河来到邻省山西，就任运城市的一把手。
7月份，陕西省咸阳市辖下的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斌，调任至山西朔州市怀仁县委书记。紧接着，陕西宝鸡市的凤翔县委书记赵新年，调任晋城市泽州县委书记。
在中国政坛上，这样的跨省调动极其特殊。
跨省调官并非没有，但溯及以往，是以机制性调动为主，比如，诸多有着对口帮扶机制的省份，会通过官员的跨省调动，以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框架下，为了推动工作，北京和河北之间去年就开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尝试。
不过，这样的跨省调动，一般是“挂职”，且以副职为主。挂职干部有较为明确的挂职任期和任务指向，在任职到期并“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便可以回到原单位。在其他同僚眼中，这些“镀金”的干部，往往可以获得优于常人的升迁机遇。
王宇燕的调动，显然有深刻的背景。正厅级的王宇燕，已经是地位显赫的地市一把手。此番调往山西，远远超越了挂职的意味，而是由此入晋，彻底转换战场。这背后，河南省委组织部与山西省委组织部的互动协作，决计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之举。
或说，这一跨省调官背后，是晋官面临的巨大危机：山西的干部，不被中央信任了？
▎断代危机
近代以来，山西不仅出煤、出晋商，也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产品：晋官。
从明清时代开始，山西人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大清相国陈廷敬和一代廉吏于成龙，都是山西人，这个在历史上并不富庶、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地方，却涌现出了很多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高官。
及至近代，在红墙内外，常可见山西籍人士纵横，这种与中枢机关血脉相通的优势，确立了山西的工农业曾经令全国风气之先的优势。
在农业，大寨模式成为全国典范，陈永贵和申纪兰皆为山西出品；在工业，山西的煤炭，为全国的工业输送动力粮食，是地方支援中央的标兵，无数一线的管理者借此进入中央，成为主政一方或一部的大员。
乡情与乡音，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场域中，常常可以作为官员们互动和呼应的纽带。是以，通过传、帮、带的模式，晋官在中国政坛上始终保持着优势，《打铁记》里的“西山会”，为我们揭秘了这一以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其组织谱系已蔚为大观。实际上，不止是晋官，以乡情为纽带的官场协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亘古未变，历久弥新。
十八大以来，世代更替绵延几百年的晋官，正遭遇断裂的危机。“山西的政治生态”，真的出现了问题，而且是足以影响后世的大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开放日透露，山西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岗位空缺。“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没过多久，阳泉市委书记洪发科也落马。
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常委班子陆续从外省调入，副省级干部陆续从外省调入。山西省的中管干部团队，彻底进行了一次换血。如果说中管干部尚有调剂空间的话，对于山西省组织部管的干部，则是一次空前的考验。空缺省管干部缺口高达300人，这是一个罕见的缺口。
王儒林说：“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句安慰式的评价，更多的人听出来反讽的意味，有山西官场观察人士更是悲观地认为：晋官20年内难以翻身。
乱世须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强力反腐的另一面，是晋官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断代危机和信任危机。
要知道，官员的升迁，总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前人栽树，后人纳凉，一代一代晋官们仿循前辈，提携后进，才形成绵延的态势，在当今政坛上独领风骚。经此一役，晋官遭逢的，将是前所未有的断代危机，这种断裂将造成晋官在中央，甚至是山西本地，都难以形成同气连声的局面了。
▎永远政治正确
既然说山西的政治生态有不少问题，那问题何在？
在山西政坛，一贯讲究根红苗正和政治正确。多年的行效之下，“只唯上”的官场氛围异常浓厚，官气深重，壁垒森严，上级指示被奉为神明，官大半级便恍如隔世。
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基层官员鲜有创新突破之举，不敢越政策雷区半步，亦步亦趋跟随上级。所以，凡是政令下达，山西往往是最快的的速度领会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种风气，让拥有丰厚资源的山西，在一次又一次的转型机遇中错失良机。在这样的年代，地方的创新突破，本身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要唐突和冒昧多一些，才能在区域竞争中占得先机。很多情况下，上面让干什么才干什么，等来的是什么都干不成，或者干什么都慢半拍。过度解读政策，却忽略掉政策的弦外之音：上面没禁止干的，我就可以干。
所以，身为晋商的郭台铭说，山西人要开发脑矿，更多的是针对官员来说的，晋官最需要开发脑矿和解放思想，多年以来，山西的投资环境并不宽松。政府的各个部门，抓着权不放，有事拖着不办，为外商所诟病。
这与锐意进取的商业文化，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以资源型经济为特征的山西，商人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对资源以及资源开发的管理和管辖，几乎涉及大半个政府，煤老板们要从地下掏出炭来，过五关斩六将是必备能力，几乎每一个煤老板，都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暗通款曲，深厚交结，这种基于资源开发的利益输送，也就成为常态，并久而久之，也成为山西特色。
超级政府居于主体，商人群体随附周围，构成了山西的政商图景。只要超级强悍的政府还在那里，超级强悍的书记还在那里，改革的正向推动力会不断被来自体制内部的消极力量所消解，最终停滞或偏离轨道。
好在，商人们都是精明人，尤其是晋商们，更知道如何能隐忍不发，全身而退。山西不行，还有广阔天地可以作为嘛！从明清时期纵横欧亚，到今日遍及全球，晋商群体们适应能力超强，在商业上不断成功。
而位居正席的晋官们，主导着三晋大地，永远地保持着政治正确，保持着与中枢的密切交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昔日的工农业领袖渐次落伍，被时代淡忘，但晋官人脉，却始终维系在红墙内外。
2010年，袁纯清到山西，推出了“右玉精神”这个典型。我至今认为，袁总督虽已去职，但他褒奖并倾力推动的“右玉精神”，是对山西的一大贡献。那代表着晋官的另一面：持久和坚韧。
右玉县地处晋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接壤内蒙古，那个着名的杀虎口就在这儿，出去萧瑟荒凉的边关塞外，西北风裹挟着风沙呼啸而来。
从1949年后，右玉县历届主政者坚持植树造林，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创造了“奇迹”。我曾到访右玉，亲眼看见山坳之上，沟壑之下，满眼都是苍翠的小老杨。
其实，奇迹的背后，何尝不是被逼上路，逼上了路，还要一代一代坚守。种树的人没有总结出什么精神不精神的，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真理：右玉人不种树，右玉就没了。
不管你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还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管你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四清运动”；不管你是“三面红旗”还是“农业学大寨”；不管你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前任植树，后任没拔掉，也没别出心裁换树，不求显绩，不求闻达，一路植下去。
这在山西的政治生态中弥足珍贵。为官山西，无论计划时期，还是市场时期，大方针既定，都少有创新空间，至多是厘清轻重缓急，创新执政手段。
隐忍坚守，躬耕细作，本就是晋官的历史底色。如今，山西遭逢重大变局，晋官注定要进入一个静默期，在铺垫累进数十载后，才可能换来新的气象。
这是坏事儿呢？还是好事儿呢？短期内，晋官们失去了与中枢交通勾连的丝线，没有了出将为相的机缘。换个角度看，抬不起头来的晋官们，不得不倾注全力于脚下的泥土，这未尝不是三晋大地的福祉。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