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来说，上个月的端午节格外不同。“中国城”里迎来久违的“龙舟庆祝活动”，上百印度人参与其中，吃粽子、看舞狮，哪怕他们不知道屈原，没去过中国，也足以被这里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所感染。“我小的时候，过节要比现在热闹得多”，本次活动组织者——65岁的华人李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很欣慰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是华人青年，只有他们珍惜中华文化，华人社区才有未来。”李先生的话令人鼓舞，因为连日来在加尔各答乃至全印度最大华人社区的走访经历让记者意识到，在印华人的辉煌恐怕只属于过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后遗症，产业升级带来的商业环境变迁，家族式企业中“富N代”的创业惰性，以及华人社团间常见的内斗，都严重阻碍着华人社区的复兴。
“中国城”曾是“淘金之地”
位于加尔各答东郊的“塔坝”，是印度最大的华人聚居区，约有2000华人生活于此。他们大多是祖辈从广东梅县以及湖北天门移居到此，有些家庭已传至第六代、第七代。来到这里，坑洼不平的道路，混乱不堪的车流，杂乱无章的店铺门脸，要不是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和中文牌匾，没人会把这儿跟当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城”联系起来。
“有不少记者问过我当年中国城的情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当时比现在红火多了”，在“塔坝”经营餐馆和旅店的李先生说，“我6岁随母亲来到加尔各答，当时父亲和祖父在这里有工厂，主要生产皮革和鞋子。我很小就知道加尔各答的皮靴很出名，出口到世界很多地方。听家里人说，哪怕是在日本人打到缅甸时，加尔各答皮具市场也很火，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也以穿加尔各答生产的皮靴为荣。”
上世纪50年代是加尔各答华人的黄金期，仅“塔坝”的“中国城”就有两万多中国人，他们基本垄断了加尔各答制革工业，大大小小的皮革加工厂、制鞋厂不下200家，餐饮食府更是遍布街巷。据李先生回忆，当时在“中国城”里卖广东小吃都能赚钱，中国人来印度确实是为了淘金。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中印关系恶化，数百华人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就以各种名义被驱逐。战争爆发后，在印华人财产被冻结，工厂关门，商铺被封，不少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哪怕是释放后都不得在原居住地定居。随后，在印华人数量锐减，不少人回到祖籍地或迁至东南亚。
印度经济政策的转变也令不少华人丢了饭碗。2000年前后，印度经济改革步伐加速，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企业被赶出大城市，加尔各答华人拿手的皮革业就是其中之一。在迁移至城郊的过程中，一批华人工厂被迫转让或倒闭。李先生说：“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印华侨华人只有约5000人，其中3000多人在加尔各答，1000多人在孟买，不到500人在新德里，剩下的分布在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地。这些华人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高中以下的学生，经营餐馆以及出租房屋是主要收入来源。“塔坝”的林先生有6个子女，他跟记者说：“能走的都走了，我两个女儿嫁到加拿大，儿子准备去外国读书，年轻人谁会想留在这儿？”
战争余波让华人小心谨慎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只持续了一个月，但两国间由此产生的裂痕至今未修复，对在印华人来讲，认同感、归属感的丧失，更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们挡在印度主流社会之外。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采访时遇到一名姓谷的餐馆老板，他向记者回忆说：“我1岁时跟家里人从广东到加尔各答生活，没几年中印战争爆发，好多中国人无故被抓，至今都没给个说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西姆拉只剩下3户华人，开个小餐馆，卖卖鞋。说句惭愧的话，现在都不好意思回广东老家。”
在加尔各答做餐饮的王先生生意不错，三层高的酒楼有两栋，一到周末及节假日，酒楼客满，等候的私家车一直排到院外。即便如此，王先生仍感叹华人在印生存艰辛。他对记者说：“中印战争很短，但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印度人的心态都产生了极大变化。华人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平安是福。而很多印度人则把在印华人与印度东北部各邦的人同等看待，认为他们不值得信赖，只配做些低等的服务性工作。”
现旅居加拿大的谢明通从小生活在加尔各答，他跟随父母经历了日军侵袭、印度独立、中印边界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时刻。他在2011年出版的《淡忘了的一族——生长在印度的华裔》中写道：“哪怕是日军在缅北的侵袭都没有让加尔各答华人退缩。可以说我的家人在1945年前后离开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并不是战乱所迫，而是看到了更好的商机。”
相比之下，中印战争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谢先生的这本书以及多种文献资料显示，当时全印各地大批华人被关进位于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的德奥利集中营。被抓时这些华人家庭往往拖老带小，而且是除了衣物不许带任何物品。尽管多数被关押的华人最终得到释放，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一下从小康转入赤贫，即便回到原住地也只能白手起家。
对于关押华人的这段历史，印度政府一直没有给出明确解释，更没有相应的赔偿。这令不少在印华人至今对印度政府缺乏信任，甚至以此为由不愿加入印度国籍，虽然自己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
一座被废弃的华人学校
除了在“中国城”经营餐馆，李先生也是加尔各答印华文化发展协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带领记者来到“中国城”里最负盛名的华人学校——培梅中学。走进学校，记者立刻被这里的青春气息感染。雨后泥泞的足球场上，几十名华人小伙正在投入地拼抢。足球而非板球，这是这里区别于印度其他地方的标志。来到培梅中学四层教学楼的楼顶，记者又发现一处迥异于印度其他地方的景观——关帝庙。庙里不仅有关老爷，还供着财神爷，颇为有趣的是，庙门口的马夫被塑成印度人模样。
“这里看起来热闹，但实际上已经4年没有学生”，李先生的话令记者颇为惊讶：“这些来学校踢球的学生都在别的印度学校上学，他们很多人的汉语很差，以后的出路大多是出国念书争取留在那里，很少有人会留下。”李先生感叹道：“想当年，这里光华人学生就不下1000人，我的孩子都是在这里念的书，可惜现在因为华人社团内部的争斗，学校荒废了。”
加尔各答华人的皮革及制鞋业日渐萎缩，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各地类似企业增多，华人经营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变大。那是否留在“中国城”的华人就只能做做餐饮，或是靠出租祖上留下的房子赚取房租？李先生给出否定回答：“这里很多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闯世界靠的是勤奋。不自己动手，不自己找出路，那只能把路越走越窄。”
李先生向记者说起年轻华人融入印度社会的经验。他所在的协会多年前曾跟当地军队有过合作，当时军队想学中文，而“中国城”里的华人既会汉语又会印地语，甚至孟加拉语。当时有人害怕去军营里教学，但不少年轻人愿意试一试，后来有人在那里一教就是一年多。其间，有华人青年违反交规被要求出示证件，交警一看是军营出入证，立刻放行。
“这些经历足以让他们骄傲，只要敢闯，总会有出路。”说到这里，李先生指了指远处一片未竣工的高楼区：“那是华人和印度人共同开发的房地产，在中国城的范围内，吸引有实力的印度人来投资也是一条路。只要肯干，总会有出路……”
社区前景，计划没有变化快
在端午节重新举办“龙舟庆祝活动”是“塔坝”“中国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印华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钟先生告诉记者，很多人看好华人社区的未来，前些年新加坡驻印大使考察“中国城”旧址后表示要投资建设，后来加尔各答市市长表态说印度有自己的重建计划。印华文化发展协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加入其中的青年人都是实干者，他们也向市政府提交“中国城”发展规划书。
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中国城”的重建更多只在口头上，现实的衰败甚至令一些人不敢憧憬未来。记者驾车驶上城市主路之前，路过一处据说是市政府花“巨资”建的中国牌楼，这里曾被规划为“中国城”的入口。现在看，这座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丝毫没起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反而成了当地人质疑政府挪用工程款的物证。
“塔坝”的华人是在印华人的缩影，他们历经百年打拼在印度占有一席之地。论生活水准算“中等偏上”，但其生存环境较兴盛时期明显衰落。对于这一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华人均不否认，但他们几乎都不认为华人社区将走向消亡，不少人认为印中关系日益走近或许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商机。更重要的是，最艰难的时刻印度华人都挺过去了，何况是现在。(驻印度特派记者 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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